吳志森 - 派錢？不派錢？ 都是個問題

(吳志森‧蘋果‧20120208)


曾經在專欄寫過，政府派錢等同派白粉，派過一次，市民就會上癮。文章一出，受到左右派同時攻擊，左派批評我侮辱市民，右派說我不懂經濟。一年過去，白粉上癮，證實被我不幸而言中。


曾俊華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自稱聽了政黨學者的勸告，不再人人派錢。真的沒有派錢了嗎？當然不是。雖不是人人有份，但也派得豪氣，大手筆一擲800億，大部份用來討好中產。曾俊華今年繼續派錢，但派得全面向中產傾斜，派得更不公平，派得惹起社會更大的怨氣。


去年，曾俊華在建制政黨脅迫下讓步派錢，政黨領袖面露勝利笑容，簇擁著灰頭土臉的曾財爺出來見記者，相信大家還記憶猶新。今年，財爺說決定不再人人派錢了，但去年派錢提高了市民的胃口，「明天會更好？今天過唔到！」，基層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追得上租金食物交通的通脹，無法改善自身的處境，只能期盼政府派錢以濟燃眉之急。今回派錢討好中產令建制政黨收貨，但基層的反彈比去年更勁，在民粹與選票的壓力下，保皇黨會否又再來一次醜陋轉身大迫供？財爺能否過得了這個政治關，還是未知之數。


回歸後，大幅錯計赤字與盈餘，成為了歷任財政司司長的特異功能，其中以曾俊華的能力最高，四年下來，共算錯2500多億。香港經濟外向，世界風雲變幻，由大赤字變大盈餘，不足為奇。問題是，香港的財政有巨大盈餘，有驕人儲備，是否只能做一毛不拔的守財奴，又或做「洗腳唔抹腳」亂派錢的二世祖，除此兩個極端，就別無選擇？派錢？，還是不派錢？都是個問題。


去年在政治壓力下，永久與非永久居民都派錢6000，共花了近400億公帑。除了人人笑逐顏開，自我感覺良好，刺激了一輪燒煙花式的消費外，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帶來甚麼正面效果？連主張派錢的經濟學家，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400億是個甚麼概念？只聞樓梯響的醫療融資，政府預留的都只是500億。瑪麗和廣華兩家醫院重建，費用是150億，但要大國手放下手頭的工作做大龍鳯，帶電視記者拍攝醫院到處溶溶爛爛的悽涼境況，才勉強迫出這個重建計劃，主管官員是否感到羞恥？還有，輸候院舍宿位的長者和殘疾人士，超過2萬人，每年等不及逝世的成百上千，每年財政預算案，都只是擠牙膏般增加幾百宿位。還有等上樓的劏房居民、渴望免費幼兒教育的媽媽、照顧不足的長期病患者….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對這些，看不到有任何有魄力的長遠規劃。


財政緊絀就要節省開支，只看眼前五寸，沒法有長遠打算。大幅盈餘，就一次派幾百億來討好市民博取掌聲，長遠規劃仍是無影無蹤。這是曾蔭權政府的最大特色。惡性循環，蹉跎歲月，應做的都沒有做，就這樣，七年光陰，白白浪費掉。

陶傑 - 學術累事

全香港反「蝗禍」，聲討自由行大陸人的粗野行為，但為時已晚，香港人業因早種，禍福自招。

除了高官，學院的一些「學者」，當初姑息縱容，要負很大責任─還記不記得，香港有許多「學者」說：大陸人的吐痰、打尖、隨街蹲踎，只是不同的「文化」？既然「文化多元」，香港人不該「歧視」，反而要「包容」？

這些十足的偽學者，在西方讀了一個學位，回來香港，誤導蒼生，這一科，叫「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系，在牛津劍橋是沒有的。英國一些以左派激進著名的學院，像倫敦大學的金匠學院（ Goldsmiths College），以文化研究系著稱。

為什麼傳統的大學沒有？因為一國的文化，是很深奧的事，往往要窮一生精力，方略得堂奧。例如，要透澈了解英國文化，必須精讀聖經、莎劇、羅馬帝國史，還要旁觸拉丁文、十八世紀思想史、維多利亞時代工業史、邱吉爾、英國貴族生活、工會運動；還要懂板球、騎術，一點點高爾夫，這一切，沒有三十年浸淫功夫，不可以說「文化」。

知一國文化，尚且如此，何況文化研究，讀的是西方與世界的文化比較，扯上中國三千年，還有阿拉伯世界，這就更大工程了：中西文化比較，誰有資格呢？博識如民國錢鍾書，一卷「管錐篇」，也只蜻蜓點水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文學」而已，離文化比較，還有很遠。

文化不是不可研究，而是要有非常博大紥實的學問基礎，遠瞻洞見的王者眼光，「文化研究系」開在十八九歲的年齡，缺乏根基，學一點皮毛，只有把這科，引向「種族平等」的社會學範疇。

西方的社會學，是人權平等的思想領土，所以：新畿內亞的食人族，是不同的「文化」，你不要歧視呀。非洲小女孩四五歲就要行割禮，勿可視之為野蠻呀。不要假設「我們」白人文明優越，「他們」非洲第三世界，殺人放火，種族清洗，有他們的歷史傳統呀。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文化研究，引證了此一真理。大陸遊客的喧譁、吐痰、打尖，好，行將自駕行了，鄰近地區的汽車，橫衝直撞，空氣污染，好極了，不也是「文化隔閡」嗎？

文化隔閡，是要「包容」的，香港的半桶水學者開了口，特區不學無術的高官附和，現在，香港的網民起來了，他們代表的是常識，不必學識，一起對「文化包容」這個偽學術詞彙，豎起了中指。

凱文 - 開放居屋二手市場予白表人士才是鼓勵居屋流轉最佳辦法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正在討論有關新居屋補地價的事宜，初步提出了五個方案，首個方案毋須為樓價差額支付利息，其餘四個中差額的計息有兩個採用浮動息率，另外兩個則採用固定息率。傳媒關注的多是新機制與現時居屋補地價機制的比較，而房委會委員則主要關注新機制的補價會否過高，繼而影響居屋流轉。而筆者一直倡議的廢除補地價機制並同時開放居屋二手市場予白表人士的建議，並未有在房委會考慮之列。這固然在筆者意料之內，但筆者按奈不住再一次在此批評房委會的保守思維。

居屋全名「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幫助市民擁有自置居所的政策。當一個居屋單位補了地價，放在私人市場發售，便已經完全失去了居屋本來的意義，而變成與私人住宅般可供牟利的商品。換句話說，整體居屋數量基本上是補（地價）一間便少一間。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對居屋需求殷切，但多年來已沒有一手供應，眾人只能透過二手市場吸納。可惜偏偏當局卻只願意開放二手市場予綠表人士，而白表人士卻只能望門輕嘆，即使有意購買二手居屋，也只能購買經過補地價後而與市價相若的單位。白表人士的財政能力不比綠表人士明顯優勝，當局卻只願資助他們購買一手居屋而不資助二手居屋，道理上絕對是說不過去。因此，筆者認為居屋二手市場不應容許透過流入私人市場，同時開放居屋二手市場予白表人士，讓所有合資格購買居屋的人士均可以購入二手居屋。

要改變現存居屋的補地價機制，有機會涉及現時業主的反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新居屋並沒有如此的包袱，理應可以使用全新的思維看待二手買賣事宜。然而房委會食古不化，思維侷限於如何設計合理的補地價機制，而從來沒有想過放棄整個機制。筆者估計很大可能是因為補地價是房委會一個龐大的收入來源，所以房委會自然不會輕易主動提出放棄。至於房委會關注「鼓勵居屋流轉」的範疇，認為以補地價方式讓居屋在自由市場放售，有利居屋流轉云云，筆者則認為是一派胡言。假如開放居屋二手市場予白表人士，對於放售者而言，雖然需要以低於市價的售價出售，但整體收入不會因此而大幅減少，因為他們同時節省了補地價的支出；反而對於購入者而言，低於市價的售價有相當的吸引力，自然更願意購入。換句話說，市場上的放售意欲未有減少，購入意欲反而更高，這不是更能推動居屋流轉嗎？更重要的是，二手居屋可以保證「流轉」到真正需要居屋的市民，有別於現時居屋補地價後失去了幫助有需要市民置業的意義，這不是更合情合理嗎？

居屋補地價制度能否廢除，筆者覺得仍可抱有一線希望，這就是下一任特首的取態。然而，筆者觀看過各個參選人的政綱，只有已放棄參選（而又不可能當選）的馮檢基提出過同類的建議，而在建制派中相對較為進取的梁振英亦只願意抽籤小量白表人士試行。至於暫時未發表正式政綱但當選機會最大的唐英年，筆者也相信以他較保守的作風，提出同類建議的機會似乎較為渺茫。

凱文 - 反對香港自駕遊的客觀理據

繼「雙非」（父母皆非香港人）子女引起的一連串爭議後，另一涉及中港文化衝突的爭議最近亦獲得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就是早前香港政府相當低調地與中國大陸簽訂「私家車自由行」協議，將於今年之內容許中國大陸的私家車到香港「自駕遊」。反對聲音很多時都以大陸人自身的質素作為反對理據，譬如他們惡劣的駕駛態度、變相成為他們偷渡「雙非」孕婦或走私水貨的渠道等等。筆者認為，即使撇除這類「對人不對事」的指責，單憑客觀的環境和技術因素，已經足以有力反對整個「香港自駕遊」計劃。

相信連小學生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地少人多、車多路窄的城市，而交通擠塞正是香港其中一個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香港政府於去年才提升汽車首次登記稅，可是過去一年來一手私家車的數量並未因此而下跌，換言之當局在控制路面車輛數目的策略基本上是失敗的。現在本地車輛的數量已經過多，當局反而有意啟用「香港自駕遊」計劃引入外地車輛，是否要「強化」香港交通擠塞的問題呢？以目前香港道路的客觀環境，絕不適宜推行任何「自駕遊」的計劃。

站在遊客的角度來看，他們亦根本完全沒有需要親自駕駛來遊覽香港。香港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相當發達，基本上已覆蓋所有值得旅客一遊的景點，而各種公共交通的服務質素相當良好，也大致顧及了外地遊客的需要。此外，遊客透過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親身體驗一下香港人的生活，例如有機會試用香港特色的電子貨幣「八達通」。這樣具深度的旅遊體驗是「自駕遊」完全無法提供的。

除了以上的主要原因，「香港自駕遊」還有大量技術上的問題。最明顯的問題就是中港兩地的駕駛習慣完全不同——香港是使用靠左行駛的右軚車，大陸卻是使用靠右行駛的左軚車，大陸司機駛到香港的道路，定必難以適應左右，更不要說他們還需要理解英式的交通標誌牌了。就算以上問題可以透過強制自駕遊司機必須通過額外的駕駛測試來解決，他們所駕的車輛本身也是一個重大問題，因為香港對車輛的規管遠較大陸嚴格，不僅是排出廢氣的標準，還包括車輛各裝置（例如輪胎、車頭燈等）的規格，相信不少大陸車輛都未必能完全符合香港的最低要求。再就算這個問題可以透過只容許符合香港要求的大陸車輛入境，仍需要面對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交通事故的善後事宜——外地車輛發生涉及傷亡意外後，如何處理其向死傷者賠償及刑事責任的問題呢？外地車輛沒有第三者保險（就算有都相信不會適用於香港），而且中港兩地的法律制度完全不同，當局可有妥善的處理方法？

從以上分析可見，即使抱著「對事不對人」的心態，仍然存在充份理據反對「香港自駕遊」。希望大家暫時抽離一下因為「雙非」問題而產生對大陸族群的不滿情緒，嘗試從中肯理性的角度來反對這一個不可行的政策。

沈旭暉：「反顏色革命」——解讀北京對港政策調整的國際關係框架

【明報專訊】「北京對港政策」是困難的研究題目，因為它會觸碰一些「敏感」概念，令西方學者不易接觸，也令內地學者難以描述，何况在個別情况下，這涉及比較政治、香港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互動，超出了本土研究的範疇。北京近年以不同方式加強了對香港的實質關注，一般歸因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令董建華「足患」退場，但對另一個更重要的誘發事件，香港輿論則不大明瞭，這就是茉莉花革命前的「顏色革命」。

港人不關心顏色革命這類國際議題自屬常態，但我們若不明白「反顏色革命」的理論框架，就難以解釋若干本土爭議為何會刺激北京、難以理解何以孔慶東教授在內地個別群組極受歡迎，也會忽視一些重要事情正在身旁發生，例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罕有地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正式警告，在外交界，那是大事。筆者從不贊成動輒以「反顏色革命」框架閱讀香港內政，對以此作文革式的上綱上線相當反感，但港人也是時候對這框架稍作了解，就像那些不認同布殊的美國自由派，也必須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教義，才能知己知彼。

學界綜合「顏色革命」的十點特徵

究竟什麼是「顏色革命」，不同立場、學派有完全迥異的看法。但通過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以及哈薩克、烏茲別克、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俄羅斯的「流產顏色革命」（先把其他案例剔除），我們還是可以綜合一個模式，對此可參考劍橋大學David Lane教授2009年在《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發表的〈"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或內地學者編著的《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概括顏色革命促成政權更迭的特徵為十點：

（1）這些國家內部存在明顯矛盾，按關聯性量化研究，貧富差異愈大，愈易爆發衝突；

（2）顏色革命並非草根左翼革命，領袖都是社會精英，一般更是前政府高層，Lane稱為「革命政變」；

（3）顏色革命發生前，非政府組織（NGO）發展蓬勃，它們認同普世價值，個別接受西方基金會支持，以聯繫社會不同階層為目標；

（4）認同普世價值的媒體，成了反對派在革命前累積軟實力的關鍵；

（5）互聯網及新興媒體，能把個別事件推演為全國焦點；

（6）民主選舉是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因為每逢選舉，均難免有不同程度的爭議，當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失去權威，爭議就容易被反對派動員；

（7）選舉被確認為不公，須經過選舉觀察員，或西方國家直接核實；

（8）民眾相信選舉不公，一般與民調結果和實質結果出現明顯落差有關（烏克蘭為典型）；

（9）群眾運動口號有直接民主、「大民主」等元素，作為推翻政府的理論基礎；

（10）革命強調非暴力，國家機器以擾亂秩序為由鎮壓，會立刻失去道德高地。

「由外到內再到外」：北京對顏色革命的回應

以上模式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自此北京開始了連串以「反顏色革命」為目標的舉措，「不行西方模式」、「維穩」等成了指導思想，社科院更推出《顏色革命的警告》紀錄片，作為高級官員和公安的教材。就此筆者的台灣同僚、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陳至潔的論文〈中國對顏色革命做出的反應：積極進行的調式性威權主義〉有詳細介紹，內裏也提及香港，值得一讀。

港人自然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類指控難以接受，但對北京一些朋友而言，香港作為西方和中國角力的前緣陣地「鐵證如山」，當顏色革命出現，就以香港為假想對象。這不是說北京純粹為了香港而緊張，而是有關部門擔心若香港也不能防，內地民主化更要小心，再碰上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就成為驚弓之鳥。加上某種原因，對香港有實地了解、略懂國際局勢、也能向有關渠道提意見的人，大都習慣以「寧可信其有」的指導思想捕風捉影，致令一些本土爭議，容易被北京研判為「有出現顏色革命的可能」、「必須扼殺於萌芽狀態」。必須說明的是，這絕非北京閱讀香港的唯一框架，但因為「小心點總是好的」，北京對港政策還是出現了相應調整。筆者詳細閱讀了愛國媒體近年的所有相關評論，發現顏色革命的上述特徵不但被認為已逐一出現，甚至還已「被回應」了：

「顏色革命」在香港：「被出現」與「被回應」

（1）顏色革命爆發在有深層次矛盾的社會，而香港的堅尼系數居於發達經濟體最前列，加上有了七一遊行的人數圖騰，成了「反顏色革命」框架被應用在香港的起點；

（2）顏色革命領袖為與外國友好的前朝精英，而一些港英高層成了被指有外國聯繫的反對派領袖，若干人物在論證外國聯繫時必然出場，特別是被指屬於英國相關部門的霍德；《維基解密》則意外成了愛國評論員最愛援引的權威，因為它「揭露」了美國要「重點保護」的香港政客和學者名單；

（3）顏色革命的理念由NGO弘揚，香港公民社會發達，接受國際基金會捐款的NGO不少，只要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白手套（例如NDI）捐款，則會自動被懷疑為「革命團體」；

（4）顏色革命以普世價值為理念，經親西方媒體傳播，香港近年則要推廣國民教育，負責官員明言「沒有普世價值這回事」；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報業大亨捐款門」曝光，則成了相關媒體與西方配合的證據；

（5）顏色革命有互聯網的功勞，烏茲別克等的反制經驗是高壓，俄羅斯的經驗則是以國家資源反動員；香港難以管制互聯網，但親北京陣營近年在互聯網的表現大大進步，帶民粹傾向的動員能力愈來愈強；

（6）顏色革命以選舉爭議發酵，去年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爭議，則是北京眼中的相應警號，因為北京把種票定性為不影響結果的個別事件，批評這也能主導輿論才屬上綱上線；

（7）顏色革命前的選舉不公得到國際社會核實；現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時發生了「鬱金香革命」，當時他自然評論過當地選舉；去年他就香港區選、特首選舉等發表評論，「故態復萌」，遂被外交部警告；

（8）顏色革命前的選舉被民眾認為不公，因為有民調的落差，而香港的「大規模參與式民調」（例如「五區公投」，或鍾庭耀擬在特首選舉前一天進行的手機民調）被認為可能製造期望落差危機，因此要盡力減低其公信力和參與度；

（9）顏色革命繞過選舉機制、被「大民主」合理化，而香港提倡直接民主的學者（例如成名），成了愛國評論員筆下的眾矢之的（不支持五區公投的蔡子強被點名是唯一違反這框架的枝節，筆者相信他會在其他議題得到愛國媒體肯定，以免信息混淆）；

（10）非暴力是顏色革命獲道德高地的途徑，為免香港案件重演，「香港出現暴力政治」成了親建制媒體的定調，以備非常時期以非常手段處理「暴力」，能得輿論支持。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抽空而言，筆者不認為「反顏色革命」的框架毫無道理，因為中亞、東歐一些革命，確有可議之處；國家應捍衛利益這原則，亦無人反對。但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這個國際都會，「需要」時，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瓜田李下，假如這框架被無限上綱濫用，足以「所向無敵」，結果只會無故製造敵人，對國家利益帶來反效果。正因如此，我們了解這框架是需要的，起碼能明白誤會如何出現，讓雙方盡力避免其產生。否則讓文革的作風和語言壟斷相關話語權，對京港，都是雙輸。

畢明：蝗蟲與狗

候選人在電視上被問：「你是否支持死刑？如被謀殺的是你妻子，答案還會否一樣？」答：「我會親手殺死那雜種，然後接受法律的制裁。」擲地聲奪人的答案，出自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口，電視上公開展示人性的缺弊同時相信法治的堅持。

「因為社會應該比個人優秀。」《選戰風雲》中的佐治古尼說。在爭議的課題前敢爭議敢言，現實中未必有這樣的候選人去刺激思維，盡量辯明難辯燙手的社會矛盾。現實祇有豬和狼。還有蝗蟲與狗。

什麼人會說人是狗？什麼人說人是蟲？什麼人在什麼言論之前有什麼反應、反思、行動？太過激動流於歧視偏激當然不對，過度理性和諧冷靜又似不近人情，各打五十的文章大可不必，但值得思考的更是為什麼會有某些言論。

缺德，喧嘩，炫富，不守秩序，污糟邋遢，冇禮貌，不衞生，不文明的大陸人你討不討厭？我憎，超憎！但我憎的是前面的一堆行為，統稱冇品，冇品的中英美德意法日俄國人我八國聯憎，不是國籍問題，是沒教養的問題。教養是比知識和財富更難培植、收割和保有的，是以北大的教授可以吠影狗噏，億萬富豪幾多品格惡臭。「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素有教養的人，在難事逆境和怒事之中，一樣容易品格醜陋，考驗是真正的照妖鏡。但我們都不是聖人，你的親人被殺了誰還剩多少襟度涵養。


有人問我對於「反蝗反雙非」挑機廣告的看法，實無法同意它的煽動性前設：這不是挑機廣告，是自衞。挑機廣告，如美國的競爭式廣告（ competitive advertising）當然講功力風度，但這不是，是自衞廣告。是一批香港人眼見社會資源繃緊得無法應付，大家連安居樂業都受到威脅，政府又一味龜縮坐視不理，大家唯有不平則鳴。自衞時，很難四方八面都照顧周到。飛機上有緊急事故，都請大家先替自己戴好氧氣罩，才去照顧其他人。為什麼香港人對普遍大陸人反感？是經驗所得，集體經驗造成集體印象，誰都吃過大陸人的粗野，媒體亦聳動兼奇觀式廣報「大陸式劣行」，「缺德喧嘩炫富不守秩序污糟邋遢不文明」等不是標籤是共冶一爐的經驗。當香港孕婦的權益被剝削無道，銅鑼灣街上大戲院小食店絕跡大家祇能食錶，誰看見「反蝗廣告」不會大快人心吐口烏氣！是人性。

但社會應意識到「反蝗」的危險，個人可以一時感情用事，社會需要比個人理性，明辯出一個公論，對解決不了問題的歧視族群仇緒說不。美國人對黑人歷史上的歧視見證美國教養的落後和進化。不做道德塔利班，也別做教養 3K黨。小心理直氣壯的暴力把港人推向另一種不文明的野蠻。黃崑巖的《談教養》提到白修德在《歷史的探尋》寫及「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殘忍，有比外國人對中國人還殘忍的一面」。林語堂認為教育的目標，在於發展智識上的鑒別力和良好的行為。國民教育夠不夠好不好，養不養出蝗蟲，是國家的問題政府的不力。

哲學家黑格爾：「公共輿論中有一切種類的錯誤與真理」。常人討厭不文明，但「當心你的思想，因它們會變成文字；當心你的文字，因它們會變成行動；當心你的行動，因它們會變成習慣；當心你的習慣，因它們會變成你的性格；當心你的性格，它會變你的命運。 What we think we become」。

朱凱迪、陳劍青 - 來吧，不要什麼都應承——反對「跨境自駕遊」運動芻議

【明報專訊】刻下的香港，令人聯想起颱風季節時的華南天氣圖——一個颱風正在頭上猛吹，老遠又見另一個低氣壓在南海形成並逐漸增強。

在雙非火爆爭議未息，香港人被范徐麗泰及胡漢清的「其實已經釋法論」搞得糊裏糊塗，自由行「不文明真人騷」天天新款廣泛流傳之際，facebook這個新世紀「輿論工廠」又在醞釀新一波「本土風暴」。

打開自駕遊的潘朵拉盒子

新一波暗湧由「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發起的「多過十萬港人強烈反對自駕遊下月摧毁香港」頁面，已累積了接近三萬五千個用戶支持。「自駕遊」計劃所引伸的空氣污染、道路安全、法規配套，在特區政府諮詢次數等於零的黑箱作業下，就算是過十萬人的群組亦難以承載這些市民的真實反抗情緒。除了一種針對個人最終極有可能引向如西藏或新疆等族群撕裂及鎮壓收場的運動進路，在風起雲湧的二○一二年，所有關心本土問題的朋友，都埋首想像着一種進步本土反抗運動的可能樣式。

由於黑箱的融合政策安排，市民竟然至今仍未具體了解下月就會推出的自駕遊計劃。所謂「自駕遊計劃」，是指在目前的「中港車」以外，增加中港兩地汽車互通的數量。二○一○年四月七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五章第二條提出「研究逐步擴大過境汽車指標，並以深圳灣口岸為試點，在充分論證基礎上，探索一次性臨時過境私家車安排」。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港粵兩政府「確定於二○一二年三月推出第一階段的計劃，讓五座位或以下的香港私家車車主可以申請一次性特別配額從香港駕駛私家車進入廣東省」。據媒體報道，第二階段計劃暫將放行內地私家車進港，初期上限為每日五百架，逗留期不多於七日，即每日最多有三千五百架內地車在港「自由駕」。而一些推動粵港一體化的中港旅遊公司，亦報道「第二階段廣東省私家車南下赴港自駕遊亦將實施，料引發內地居民赴港自駕遊購物消費熱潮，帶旺本港零售業」，內地方面似乎亦已經蓄勢待發。

本地傳媒中，只有親中報章對「自駕遊」計劃有較詳細的報道，二○一一年九月四日《文匯報》在「中央挺港新政之三地融合」的頁面報道指出，「港人北上消費玩樂日漸普遍，二○一○年4,880萬人次到內地旅遊，其中廣東省就已高佔93.5%；另一方面，內地人南下，從觀光旅遊到購物血拼，也趨向恆常」，自駕遊計劃將進一步推動自由行，「屆時，內地每日有500輛車赴港消費，首先會給化妝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業帶來充足的購買力。隨着內地汽車的普及，自駕遊更是成為內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誘因，極大推動了兩地旅遊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建議，倘若試行效果順暢，當可考慮將配額數量擴大，並把自駕遊範圍擴闊。」就像個人遊自由行的範圍不斷擴大，自駕遊計劃如果不受到質疑，實行區域勢必不斷擴大，數量愈來愈多。

中港跨境政策一直是本地政治團體和社會運動鞭長莫及的「潘朵拉盒子」，整套操作完全排斥市民（其實是兩地人民）的參與，甚至是立法會的介入。由議題設定、研究、制訂政策，市民全不知情，無從過問，每次都是見到曾蔭權或唐英年或林瑞麟與國內官員排排企簽約，市民才透過愈來愈麻木的主流記者得悉，「阿爺又畀着數啦／中央又挺港啦」。二○○九年中，港深政府簽署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意向書），事後時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竟然拒絕公開意向書全文（還有另外多份中港政府的協議），更向立法會議員表示，由於和深圳政府簽約「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立法，因此，政府毋須向立法會提案」，令市民無足夠資訊監察高官有否「出賣港人」。

有掉頭的路嗎？

而自駕遊只是數十項具體措施中其中一項。林瑞麟說﹕「香港與內地各區域的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建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政府在推動各個合作項目時，均是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我們先不追問特區政府當時憑什麼標準界定了「香港的利益」，更切身的問題是，如今市民對自由行措施已累積了接近爆煲的負面情緒，再來一個汽車自由行，香港社會承受得了嗎？我們可不可以退出？有退出的方法嗎？

有報道引述不明的消息來源指，現時自駕遊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讓港人自駕北上，嘗點甜頭，然後再逐步放內地車南下，每次都在玩紅蘿蔔利誘政治。當港人北上了，我們還有掉頭的路嗎？

可以退出嗎？可以不這樣玩嗎？這是香港人放在心中很多年的問題。由中英談判到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草擬及頒布、臨時立法會成立、廢除兩個市政局、人大多次釋法、內地入境人口／單程證審批權、CEPA、各種各樣大型基建、到擴大自駕遊，遊戲規則從最大到最小都由人家替我們說了算。我們每次都是看人家在簽我們的條約，我們從來沒有一次屬於香港人的、可以引以自豪的「簽約儀式」。香港這個不斷「被簽約」的命運共同體要自主，第一步是要離開、違背、拒絕、撕毁綑綁，自訂我們的條約、協議和遊戲規則，反高鐵和五區公投是近年最接近目標的嘗試。然而這些運動都未竟全功，本土運動陷入了迷惑與失語。

原來不是「大白象」

兩年前的反高鐵運動雖未能成功阻止興建，卻讓市民首次覺醒到虛耗公帑的大型基建規劃是可以亦應該受質疑的。當時，我們發現大部分大型跨境基建的使用人數遠低於預期的，例如深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等等，當時全城都琅琅上口，稱之為「大白象」。

但是反觀當局的交通規劃，才真正發現無所謂大白象一語。政府希望更多架次在我城流動，更多道路只代表更多發展和更多車輛，去年曾俊華加汽車稅頓成虛招。就算不加入新的「自駕遊」車輛，香港的私家車增長已經遠高於同期的人口及道路增長，私家車數目由一九九八年31.8萬輛增至二○一一年43.3萬輛，增幅超過36%。

因此，港珠澳大橋與深圳灣等千億口岸都不是大白象，按現時香港或中港交通規劃的進路，需求是可製造出來的，只是過程中不會向市民透過任何催谷車流的計劃。加進「自駕遊」，就算多建十條港珠澳大橋也永遠不能滿足，儘管港珠澳大橋與深圳灣口岸已預留近十萬架次的跨境車輛容量，等待這個永不滿足的「珠三角一小時交通圈」來突破車流大關。基建（其實是豪建）不是大白象，我們卻更應反對這種破壞城市生活的霸道交通規劃。我們已經被迫失去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用來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及另一條連接路。再想想紅隧，香港人已經受夠了塞車之苦。

認清自己的本土政治主張

在「自駕遊」政策裏，充滿「我爸是李剛」的富二代有強權無公理派、左右軚之矛盾、街道從此再不安全的懷疑與恐懼，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恐懼一些可能出現的危險外，不也是因為我們認為這項政策違背了我們對美好城市的願景方向嗎？如果有這回事，我們就要追問，那個我們覺得的好是什麼？我們的城市已經達到了這個願景嗎？還是不單止未達到，並且與這個眼前的恐懼一脈相承？若只將焦點放在他人身上，只會令我們愈來愈搞不清自己是誰，搞不清我們這個本土的改革方向，搞不清我們有什麼共同的未來。這恰恰是我們依然欠奉的本土政治主張。

先撇除國內和香港的道路系統不協調的問題，「自駕遊」的核心就是引入更多（而且逐步增多的）外地車輛。我們覺得這不好，是因為這本身就違反了我們的進步城市願景——減少消費、低碳環保、清新空氣、不盲目追求基建發展、以集體運輸或單車取代私家車、控制汽車數目及用量、減少塞車。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這種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高耗能、高浪費、崇尚開私家車的想法已不合時宜，香港不應該這樣下去，深圳、廣州、珠三角都不應這樣下去，但粵港政府仍然視之為「進步發展觀」，大力推行最不合乎環保的跨境交通基建，填海、破壞農地，豪宅化無日無之。

有本土環保團體多年來提倡「落實以生活質素為本的規劃，取代現時以交通主導的模式，支持電子道路收費，建設及綠化行人道路系統」；有本土地區團體反對在中上環舊城區興建有大量車位的超高豪宅，為狹窄的街道引來更多汽車，導致舊城區的環境不斷惡化；有本土單車團體近年多次舉行大規模單車遊行，要求當局以實際政策鼓勵以單車代步，要求與汽車得到平等待遇。這些以香港本位提倡進步實踐的團體，同樣是貨真價實的本土派，是進步本土運動的動力。如何令他們願意出來，在進步本土運動中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參與這場從未有香港人成功過的「改變跨境政策‧重奪主導權」抗爭，是當前要務。在全城恐慌之際，所有珍惜本土各個領域的民間團體及朋友也應站出來，提出香港應該要成為什麼，我們的政策要或不要有什麼。

期待有內涵與持續的本土運動

那麼進步本土就有多一條線——自駕遊要反對，但反對的理由主要不是恐懼，而是這個政策違反了市民對香港的進步本土願景。我們可以爭論何謂進步，但不可以沒有。香港充滿着由殖民地而來、由北京政府承繼並「發揚光大」的政制結構，無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有時候多得根本無法想像可以怎樣前行。因此，我們更加要珍惜凝聚進步本土願景的機會，將「自駕遊」這個新危機化為推動本土社會改革的動力。以這樣的姿態挑戰經濟殖民、由上而下的強權規劃與港官簽訂條款出賣港人等問題，才會令有本土運動有內涵、具體、持續與實在。

請加入我們，共同期望進步本土的抗爭實踐能夠再次出現，將風暴變成一場又一場有累積的社會運動。

文 朱凱迪（土地正義聯盟成員）、陳劍青（反自駕遊發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