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時期為何幾乎所有名人都是單字名？

取單名字是西漢末年王莽的法令，自此漢地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政權垮台了，取單名字的習慣卻延續下來了，竟然成為一種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

看了《三國演義》之後，有人提出問題：為什麼三國時絕大多數人都是單字名？的確是這樣，翻開歷史看看，整個的東漢、三國這300多年間的人名，幾乎全是一個字，雙字名是極少極少的。《後漢書》、《三國志》中的人名，間或有兩個字的，但這些人，有的是隱士，如龐德公、鄧盧敘;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黃承彥、苟巨伯。知識分子、官員、顯要是找不出雙字名的。這真是怪事。

問題出在王莽身上。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漢書·王莽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王莽的長孫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爺爺和爹爹，這個王宗是可以當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讓人畫了幅畫像，還刻了銅印三枚，與其舅舅合謀，準備搶班奪權。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雖然是親孫子，但這事也不能輕饒，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殺了。雖然人死了，但“政治權力”也要剝奪，王莽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

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門道的。“製作”就是法令，王宗本來名是兩個字，叫“王會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現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還叫原來的“王會宗”。從王莽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都是兩個字。二、王莽上台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

由於王莽的法令，從那時起，人們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說話不算了，卻一直也沒有改過來，竟然成為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

如果是現在，人人全是單字名，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單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當時人口並不是很多，人的活動範圍、交際半徑也有限，單字名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單字現象得以沿續，一直到三國時代。

葛量洪回憶錄：尋找蝗蟲問題的前世今生

知識份子更是集體地倒向廉價的、一知半解的階級鬥爭，試圖在空中樓閣用泥巴捏出一個政治正確、仁愛普世的中國定論，實際上卻是不識時務又要趕輿論的熱鬧。

蝗蟲的前世

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問題，也同時是1947至57年的港督葛量洪所面對的問題。翻開他親筆所寫的回憶錄，你會驚訝當時香港所面對的問題跟今天為何如此相似。葛量洪的上任港督是曾經提出政改計劃的楊慕琦。這個史稱「楊慕琦計劃」的政改方案在未有定論時，楊慕琦已經退休返國，總督之位就由葛量洪接手。葛量洪對香港的位置有十分冷酷清晰的戰略取態，他說：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oblem of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is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not the advancement to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as is the case with most British colonies. ”[1]

他從上任之初就不對楊慕琦計劃存有好感。他認為香港的政治問題與二戰以後英國殖民地紛紛提出獨立或是自治的情況不同，它的主體是英國與中國的外交問題，而不是香港本身如何、怎樣之類的問題。葛量洪作為一個英國的殖民地總督，有這樣的思考卻不是完全因為其職位本身就是為為母國掠取政經利益，而是他本身對中國人的觀察和判斷。

葛量洪在赴任港督之前，曾在廣東學習粵語（並且在書中說這是最難學的一種中國話），而他的母親在二戰以前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他亦曾在北京短住，他所接觸的中國人必不會少。在五十年代，在殖民地裡並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群體，移民來的都是中國人。在意識和文化上都與故地故民無異。所以葛量洪對香港人的評價亦應該是建基於他對中國人的評價。他認為香港並沒有需要實行政改、甚至是自治、獨立的原因，是當時的香港人本身就沒有這個要求。他說：


“……they are content to leave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to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rivate citizens who, out of civil spirit or the honour and glory they get out of majority of Chinese in the colony also had little loyalty to Hong Kong. ”[2]

沒有自我意識的社會

香港人在文化思想上跟中國人其實無異。他們傾向認同儒家傳統的精英政治，政治就該是一個精英小眾所管的事，而小民犯不著勞這個心。而香港從來無法成為一個具備實體的政治問題的核心原因還是「忠誠」這個字。不只住在香港的人都是移民、逃難下來的中國人，對香港這塊土地並沒有感情和忠誠，他們依然有強烈的鄉土情懷。而被吸納進港英政府的華人精英也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自覺。作為一個被英國人看得起的華人精英，意識上早就不當自己是華人，而是「黃皮白心」，香港對這些精英也從來沒有甚麼羈絆。

當一個社會中的精英和草根階級都「心不在此」，這個社會自然不成一個實體。「香港社會」自然不是一個需要deal with的對象。這可以解釋為何提倡下放權力的「楊慕琦計劃」竟然也不受華人社區重視。這個由葛量洪開始的指導原則一直延續續到英國徹出香港。香港的民主、自治、獨立與否，從來不是它本身的問題，而是英國與中國的政治博奕之下的賭注和武器。所以彭定康履任末代港督，即大力推行民主改革，也不過是為了擺中國一道，不要搞錯是皇恩浩蕩。

葛量洪在談及當時的殖民地議會裡本地人如一池死水的參政風氣。當時被委任的非官守議員對質詢政府和官員並不熱衷——縱使這是他們的權利和責任。葛量洪形容這種情況為“polite silence”，他尖銳地指出：


“This polite si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was one of the contributory reasons for the public regarding them as wooden dummies or “yes man”, neither of which they were. ”[3]

人道的代價

香港在五十年代所遇到的問題沒有比中國的共產化更大。中國在葛量洪任內變天，一朝河山盡染紅，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黨入主中原，大量難民從廣東經深圳河以北、澳門等途徑來港。當時的政府基於人道立場接收他們，而且從現實角度來講，他們是很難阻止這些從四方八面偷渡來的難民。葛量洪原先估計這些難民在中國的局勢穩定以後就會回國，然而他的佔計錯誤，「新中國」建國以後，亂事不止。大量難民就此留在香港。於是港英決定將來者不拒的政策改弦易徹。

葛量洪在這件事上說做就做，當時有沒有崇尚普世大同的偽左份子、或是高呼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者、反對「種族主義」的大學生出來反對葛量洪，我們不清楚。然而葛量洪給出的理由十分簡單：


“We did not wish to be inhuman, but our first care had to be for our own people.”[4]

文明的虛榮

大陸難民無限制地湧入，最終只會令本地人也成為難民。現實就是現實。顧此必然失彼。你要看顧多一個難民，本地的資源就會少了一分。即使當時的港英政府急剎車，在1953年的聖誕節還是發生了一起石硤尾木屋區的大火。事情的起因還不是因為難民太多，大家只能在山上搭建木屋，錯落相鄰。人多手腳亂，炊煙互軋，終於出事。

人道也要講條件，世上沒有不需成本的人道。當初香港如果由偽左執政，堅持將香港變成一個難民營，石硤尾那種規模的大火不知要多幾多宗。

被那些高舉「反對資本主義」大旗的左翼口諸筆伐的「港英殖民者」，一方面鐵腕打壓街頭社會運動，另一方面卻保持著一套獨特的道德原則。他們為難民建臨時房屋、提倡醫療服務，給予其子侄教育機會‥‥‥功利主義的中國人也許會問，這一切是為了甚麼？葛量洪對香港的收容政策是如此評價：


“For a colony dependency to undertake this out of its own resources was remarkable……The refugees and their care and maintenance are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Hong Kong alone. They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free world……I wrote letters, I spoke to officials, I spoke to ministers. But all in vain, we got nothing. ”[5]



英國人施捨他們的慈善，是因為他們貴族式的虛榮。看得透這種矛盾的民族性的人，又怎好意思像偽左和土共那樣單純地仇英、或是像坊間許多一般見識的人那樣完全的親英？

脫不了的難民氣質

現在問題來了。在中共上台以後有一批難民北來，我們或許可以將之歸咎混亂的政局。然而今天中國人自己也在吹噓著大國崛起的美夢，為甚麼還是有那麼多人來生仔、花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來香港，難道是為了跟你血濃於水？他們談利益，你不要跟他講仁愛，不然就是被人賣了還給人家數錢。大陸人來生仔，是為了這裡的醫德；來花錢，是為了這裡的低稅。對難民問題，葛量洪也在書中不無幽默地說：


“……the refugees had fli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adise, and had no love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6]

即使表面堆砌得多強盛，終究在中共的治下，沒有人可以真正放得下心。個體的自由有多少，一切都端看「政治形勢」。這樣的國度，你今天可以手握權力和財富，明天也可以翻身下馬，要逃到美國領事館求救。在廣東道上的那些面目可憎的大陸豪客，他們口袋裡有多少錢都好，本質上都與五十年代湧來香港的難民沒有分別。他們拉著小車、拖男帶女、四處喧嘩。即使是來玩樂花錢的，也總擺脫不了那股難民特有的焦慮和急噪。

免費五毛和乖孩子

在治權易手之後，香港人也神奇地對「前朝孽史」避而不談。教育界更是等而下之，刻意忽略，剔出課程，刻意將香港人對自身無知的殖民地臣民特質保留下來，方便新主殖民統治。我曾親耳聽過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對學生說「與中國歷史相比，香港歷史不算甚麼。」國內活躍的網絡評論員好歹一帖五毛，手裡打著蠢話也是為了糊口。香港卻有許多痴心愛國的人，不知不覺，自動自覺，天天維穩，讓中央連那五毛錢也省下來了。

這類人佔據著各行各業的高層，所以香港到今天也不是一個主體，也無緣進入任何一張政治問題的議程表中。香港墮落的原因不是太多問題，而是她太乖、太過不想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既然你不是一個問題，那就沒有人會當你一回事。港英時代如是，中共時代如是。小孩不吵鬧，就沒糖吃，我以為是很簡單的道理。終究一個不用心讀歷史的民族，是很難逃離被世代愚弄的命運。

相生相剋 (金錢師：術數金權 - 黄洋達)

五行學說是通過研究各種演化過程、功能及自然現象發展出來的一套理論，這套理論認為事物可分為五個類別，稱為五行，每一個類別都有各自的特性及性質，五行分別為木、火、土、金、水。

天地之間，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乎理。故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三者皆陽之所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二者皆陰之所生。析而言之，為五行；對而言之，為二氣。

西周末年，已有五材說。《國語‧鄭語》：「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萬物」，《左傳》則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尚書‧洪範》則有：「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的記載，開始把五行屬性抽象出來，推演到其他事物，構成一個固定的組合形式。
戰國末鄒衍首提五行相剋相生，以述天命所歸，勝生之序乃定。

五行相生相剋，相生，乃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剋，則乃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

漢代，董仲舒更賦五行予德義，以為木為仁，火為禮，土為信，金為義，水為智，後成儒家之本耳。

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有著密切的關係，並經常結合起來，以解釋各種自然現象。早於戰國時期，古代醫家已將陰陽及五行學說的理論融合於醫學之中，《內經》用五行於醫學，成中醫基石。隨著這些學說的結合與發展，逐漸建立起一個更具系統性的醫學系統，今天這個系統稱為傳統中醫學。

五行與自然界及身體的不同層面相互對應著。例如木與自然界中的春天、風，及人體中的肝、膽、眼及筋相對應。

除了身體五內，顏色、時辰、季節、聲音、感情……全部都可以五行劃分。
五色者：(木)青、(火)赤、(土)黃、(金)白、(水)黑；五指者：(木)食指、(火)中指、(土)大拇指、(金)無名指、(水)小指；五味者：(木)酸、(火)苦、(土)甘、(金)辛、(水)鹹；五獸者：(木)青龍、(火)朱雀、(土)黃麟、(金)白虎、(水)玄武；五聲者：(木)呼、(火)笑、(土)歌、(金)哭、(水)呻……

練乙錚 - 從孔子身份認同之複雜看香港人

【信報轉載】中聯辦郝官員非常討厭「香港人」這個概念，認為所有港人都是「中國人」，毋容選擇。北大孔教授隨後卻說，港人是狗不是人，當然也不是什麼「中國人」。說法如此相反，受眾左右為難無所適從；不過，想深一層，便知那是共產黨常說的「對立統一」。

兩段看來相反的話語合起來就是：「要麼乖乖認同『中國人』，要麼你就是狗」，官員說前面的一半，後面的由教授補上，語意便發揮完整。大陸給香港賀龍年的，竟是這樣一杯隨你怎麼喝的敬罰酒，港人由是扯火。傷害已經造成，毒素還在發酵，連台灣也受影響。現在任憑中聯辦及北京當局怎麼止蝕，也於事無補。兩把名嘴一句話，中共十五年對港統戰功夫基本泡湯。

身份認同 從不簡單

今天，就和大家談談「身份認同」。先講一段古。九七前夕，筆者代表本報參加亞洲學會在紐西蘭皇后鎮召開的研討會，主題大約是展望回歸之後的中港關係。某段小息間，會友還熱議不斷，其中一位（西人）可能看過鍾民調當年的問卷，問筆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居多，筆者答道：「你的問題語意不確定，指的若是…… 」話還未說一半，旁邊站着的CY梁（對，就是你想到的那位）忽然插嘴：「Joseph! What ambiguity? You are a Chinese! It's as simple as that!」西人打了一個小突，筆者卻並不介意，只是覺得此君恐怕是立場堅定觀點非黑即白那種。今日中聯辦郝官員的思路，就和彼時梁君差不多。

身份認同從來不簡單。拆開來看，「身份」和「認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身份是客觀的或外加的，認同卻是主觀的、內在的，由個人理性或感情決定。現實生活中，兩者往往相生相剋，嚴重的可以死人。從學問角度看，內涵則異常豐富有趣。再遠的不說，筆者便由孔教授的老祖宗孔夫子談起，借助有關的學術研究，點出問題之複雜。

殷周更替，周朝八百年天下，自始至終貫穿着殷商遺民的身份認同問題。在史書裏，在《論》、《莊》等典籍記載的事例中，在儒、道兩家的核心哲學爭議下面，這個問題都顯而易見，具有廣泛持久的政治張力；歷代乃至民國以來的學者，包括王國維、胡適和今人鄭吉雄等，都做過不少有關研究，知之甚詳【註】。

孔子是思想家，生活於東周大環境，成年後成為儒學掌門，對這個問題充分敏感。事實上，經典文獻顯示，孔子深受自己的身份認同矛盾困擾，直到生命盡頭！關於孔子的身世，有三點史實要留意：他是殷商遺民領袖微子（名啟）之後，生在周王朝已經式微的春秋時代的魯國，本身不是周天子直接管轄的臣民。下面，筆者先介紹孔子的主觀政治認同，然後回過來參照他的客觀身世、身份。

周公制禮 孔子折服

瞭解孔子的政治認同，有兩事堪稱關鍵。一、孔子談禮制，比較了夏、商、周，提出「三代損益論」，最後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一個「從」字，說明他認同周朝的政統道統（見《論語．八佾》）。二、孔子臨終前七日夢見自己的喪禮，看到靈柩竟是按殷代禮制擺放，置於靈堂兩柱之間。翌日，學生子貢來探病，孔子向他道出可說是走到人生盡頭的真情：「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間）。昨暮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一個「始」字，迴光返照，說明孔子最終未能忘本（見《史記．孔子世家》）。對比兩事，前者體現孔子的理性。

孔子精研周代禮制而為之傾絕；他最崇拜的政治人物，就是替周朝制禮作樂的周公旦。不過，令孔子折服的，首先是周代禮制背後的那套價值。〈八佾〉篇裏，孔子反復提到，制度的內涵，以及人對此內涵的由衷敬愛，比制度的形式重要。因此可以說，孔子對周朝的政治認同是基於價值觀念的理性認同，而不是「生為什麼人、死為什麼鬼」那種。

然則第二件事談夢，體現的卻是孔子內心最深處的感情基因。孔子不語鬼神（又是一種理性表現），但談夢卻不止一次，而另一次（見《論語．述而》）同樣有意思，是談自己沒有做的夢：「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人老了，對理性的執着也許稍斂，隨心所欲之際，更易受感情基因支配，於是不再夢周公，也不夢周禮而夢殷禮。弗洛伊德泉下有知，當撚鬚微笑，但孔子落葉歸根，不過是人之常情。

孔子處境 港人類同

跟着，我們看孔子的政治身份。和當時的大部分人一樣，孔子既是周天子的臣民，又是魯人。這個客觀情況，就和今天生活在香港的絕大部分人差不多，即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孔子的時代，只有住在成周（王城，後稱洛陽）、受周天子直接統治的人，才沒有這種雙重身份，但那時是春秋末葉，周室開始衰微，周天子直接管轄的土地日益收縮，因此只有單一身份的人是很少數。

不過，孔子雖是「周天子的臣民」，但周天子並不是他具體效忠的對象。他和當時周室的關係可說相當疏離；整部《論語》裏，孔子沒一次直接提過當時的周天子。他只在年輕時到過一次成周，卻是向老子問禮。其後，他常想當官施展抱負，但從沒想過要到天朝裏效力。他效忠的「周」，是比他早五六百年、處於黃金時代即文武周公旦那個時代的「周」。

到了晚年，孔子每每覺得遠未找到自己的理想國，反而日益厭惡周遭政治環境，不止一次歎說要移民。要移到哪裏去呢？「浮海」、「居夷」，都說過，就是沒說要移到成周。


註：本文主要參考台大中文系教授鄭吉雄力作〈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此文網上可得。


【信報轉載】編按：筆者昨文從郝官員和北大孔教授近期言論說起，追溯孔子身份，再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今天對此繼續探討。

另一方面，孔子的「魯人」身份卻很突出；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學術工作裏，佔主要地位的，是這個身份而不是「周天子的臣民」。何以見得？首先，孔子平常講的是魯國方言，而不是以山西、河南一帶語音為標準的周王朝官話。孔子只是朗讀《詩經》、《尚書》，以及行禮儀的時候講官話，不然就講母語、土話【註1】。

此外，還有一點可以參考。孔子修《春秋》，記載元前722年到元前481年在周室和所有諸侯國裏發生的大事，是一部編年史。這部史是按什麼政治傳統的年份編的呢？是魯，而不是周。當然，孔子還是相當周到，記錄每年正月發生的事之前，毫無例外依周朝正朔寫月日（周以農曆十一月為正月；每月首日稱朔日）。例如，該書頭一則的年月記法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正月」中的「王」，指「周文王」，即是用了周朝正朔。但年份則是寫「隱公元年」，不寫周平王四十九年（好比寫曾蔭權八年而不寫2012）。這是魯國當時的通用寫法，比較方便。

孔子身份 原有三重

孔子不搞形式反潮流，依魯國地方文化規矩幹實事，不拘小節（側記：2005年宋楚瑜到南京中山陵祭國父，祭文以年月日開頭，他的讀法是「公元2005年、中華民國、五月六日」；聽者也許大惑不解，其實他是依足《春秋》體例，首先用當地通用方法紀年，然後用中華民國正朔記月日。台灣的官二代有文化有分寸）。

除了上述雙重身份之外，孔子還有第三重身份，更加複雜，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大家記得，讀國史或古書時，常常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隱士」、「逸民」；他們不喜歡做官，躲在鄉間自食其力，但都不是等閒之輩，對世事人情瞭如指掌。史家告訴我們，不少這些人，其實都是前朝遺老或其後代。

在周朝而言，這些隱士、逸民，往往就是殷商遺民。周初的局面複雜，殷朝遺老當中，有些人鄙視新政權，避世而去乃至餓死者也有，如伯夷、叔齊；有誓死反抗的，如微子啟的兩個弟弟管叔、蔡叔及紂王的兒子武庚；也有相反的，不僅歸順周朝，還在朝廷裏幹得很有成績的，如《論語．微子》最後一章提到的「周有八士」，皆殷商遺民【註2】；還有就是中庸一點的，為求一眾遺民之一線生機，不得已與周王朝打交道、承認現實委屈求存，如微子啟，受周武王兒子成王封為宋國之君，負責管理殷遺民。

不可不知，周朝初年對待殷商遺民的態度和手段十分狠辣。周公多次訓斥殷遺民，警告他們要夾着尾巴做人，不然就會受鎮壓，失去土地資財乃至人身安全。武力威懾之外，還施加人格侮辱，例如要那些亡國奴穿戴前朝衣帽服侍周人禮祭。胡適提及此事，認為「真是一幕『青衣行酒』的亡國慘劇」。類似記載還有很多。【註3】

儒道兩家 針鋒相對

周朝以武力建國，惟思想方面亦注重抑舊揚新。舉例說，夏、商、周各有不同的《易經》版本，《歸藏》是商易（漢後失傳，93年有四千餘字殘簡出土），其中六十四卦以純陰的坤卦為首。但是，文王作《周易》，卻以純陽的乾卦行頭；其後的〈繫辭〉，更一開始就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學者對此有解釋。

殷朝比周早，更接近古代母系社會；當時社會還流行「兄死弟繼」，與周朝確立的「父死子繼」傳統不同，顯然是家庭中母親勢力較強的結果。又《歸藏》含〈鄭母經〉，清華大學教授廖名春認為「鄭」即「尊」【註4】，如「鄭重」即含尊敬的意思；此亦反映殷商母系社會遺風。周朝「槍桿子出政權」，有剛陽之氣，戰國時陰陽家鄒衍也認為周德屬火；因此，《歸藏》與《周易》之間的這個「乾坤大挪移」，自然不過，蘊涵濃厚的周朝建國意識。

另一邊，殷商遺民世代相傳，不僅政治上很多不認同當朝，更在哲學思想方面發展了另一套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與周初以來的儒學針鋒相對。儒家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標榜有德有能的強者統治；道家則奉無為而治的黃帝為精神領袖。儒家因為有武王伐紂的歷史要解釋，發展出以「德」為基礎的「天命論」，即所謂「厚德配天」：有德就有天命，就可以伐無道、搞革命，武力奪取政權。道家則認為這是竊國行為，此例一開，天下永無寧日。《莊子》裏有一段寓言，講孔子找盜蹠（名為蹠的大賊）討論，給後者大罵一通，要義其實就是指湯武革命把天下搞得愈來愈亂。

孔子周遊列國，路途上的確碰到不少逸民或殷朝遺民的後代，多次遭他們奚落，事迹在《論語．微子》一章中特別多，可見道家經典中的有關故事，固有虛構成分，也非完全不實。然而這些奚落和挖苦，雖不友善但大致不含敵意，因為到底孔子具體不替周朝效命，只是批判時弊、恨鐵不成鋼，心中始終以生民為貴；這點，似乎消息靈通心水清的「逸民」都知道。

孔子既是殷商遺民之後，眾目睽睽游走於當時權貴之中而不得要領，總不是味道。失意之餘，他也幻想「浮海」、「居夷」，當一個逸民放下包袱。因此，我們在《論語》中看到，孔子受逸民冷嘲熱諷，卻一點怨言也沒有，反倒常常對他的學生婉委地說：那些都是好人智者。他自己心底裏始終有一根認同之刺。於是死前七日就有那個夢。

孔子是人，內心有種種矛盾，古書記載着，兩千年後依然歷歷在目。我們從此角度看他，猛然驚覺他和今天港人如此接近！毛革命打倒中華民國，香港很多人一夜間變成遺民，其後也接受了一批一批的遺民。這些港人和他們的後代，無論是思想感情、價值觀念、語文習慣，俱與大陸新政權格格不入愈來愈甚。

浮海居夷 港人夢想

他們日常生活工作非不得已不講普通話（「雅言」）。他們有多重客觀政治身份，既是大範圍裏的中國子民，也是香港特區人，不少還有外國護照如殖民時代的BNO等。他們理智上認同中國，但更多是指血緣中國或文化意義上的古典價值中國。他們面對現實的國家政權，感覺很疏離；甚者，有的恨鐵不成鋼，有的不滿，有的有怨，有的試圖對黑暗勢力吭聲，無奈人微言輕。政治上長期失意，他們會想浮海居夷，但午夜夢回，發覺還是做兒時香港獅子山下的夢，有些還做中華民國的夢，落葉也要歸根。香港人，看清楚原來和孔子一樣，身份認同很複雜。

當然，如果只談港人客觀身份，並且把身份狹義理解為拿什麼護照，則搞追蹤民調的確多此一舉，因為直接找入境署資料看看便知趨勢。但如果要瞭解港人主觀的認同如何變化，或找出主客觀因素如何互動，則問題複雜得多；為此，研究者用問卷或其他方法做調查，就不僅合理，而且很有價值。這個複雜性，固然可用孔教授的辦法一罵勾銷，卻不能以諸如梁候選的政治正確或郝官員的形式邏輯輕易打發掉。


註1　《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就是標準官話。

註2　見李零《我讀論語：喪家狗》微子章。

註3　見胡適〈說儒〉；網上以www.historykingdom.com/simple/?t19809.html比較易看。《尚書．周書．多士》記周公訓斥殷遺民：「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詩經．大雅．文王》記周人侮辱殷遺民：「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祼是一種酒祭；冔音xu，殷朝的帽飾。「青衣行酒」典故：十六國時期北漢王劉聰宴群臣，命晉懷帝青衣行酒，懷帝的兩位舊臣見狀號哭，結果被殺。當時下人穿青服，但周朝可能不同；維基文庫《禮記．月令》：天子衣青衣。

註4　見廖明春〈王家台秦簡《歸藏》管窺〉，網上可得。

林天悟 - 向餵飼新聞說不

【信報轉載】一位資深行家說，縱觀農曆新年過後，傳媒裏，尤其是報章充斥着「餵飼新聞」，記者就如困在狹窄雞場裏的肥雞，唯一能做的動作，就是不斷機械式地低頭啄食；眼前飼料不斷補充，內含激素藥物，令雞隻飽滿無病無痛，連體內脂肪比例也計算好。這種聽話肥雞，飼主不捨得劏，而新聞自由和採訪主動權卻送進屠房裏去。

傳媒已變肥雞

個人認為，香港已經有太多「狼豬鴿狗」和「蝗蟲」了，毋須再把記者比喻為雞，但雞場例子卻值得同行提防和反思，而所謂餵飼新聞去到一個極至，就是受餵者忘卻新聞自主權，甚至因肚子飽飽而感到幸福，當記者的棱角逐漸磨平，傳媒作為第四權的監察功能就會失效。

令前輩掀起感慨的是，源自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本月初兩度突擊巡查多間懷疑向雙非孕婦提供住宿的「月子公寓」的事件，事前卻沒通知傳媒採訪，到行動結束後整理好資料，才透過政府新聞處發放文稿和相片，以圖餵飽傳媒，而記者竟又乖乖「進食」。

稿件內容是單向的，相片拍攝角度全部經過「精心計算」──無論怎樣裁剪，也會看到民政署人員背後掛着大大的「OLA牌照事務處」字樣；公寓裏的住客則相貌難辨，完全是一幀幀官味十足的「樣版照」。一般報館的攝影記者如果交出這種照片，恐怕要給上司罵個狗血淋頭，叫他們回校再培訓。

可是，在沒有選擇下，傳媒紛紛成為官方的傳聲筒，最多是找來專家學者或區議員加上意見，仍以頗大篇幅報道民政署「功績」；雖有個別報章抨擊該署做法鬼祟，但最後仍要用上官方材料。

事實證明，傳媒寥寥幾句批評對民政署全無效用。繼本月2日首度發稿後，五天後署方再照辦煮碗，又再透過新聞處發布類似資料，連記者招待會都沒有；傳媒這次連抗議都省了，聽話地使用官方稿件和照片算了。

有行家質疑，官方派員掃蕩「月子公寓」只是做了該做的事，為何不可讓傳媒隨行採訪？就算行動中沒有帶走任何人，或者公寓裏空無一人，但總能顯示出政府打擊該類場所的決心，實不該在行動結束後才發稿吧？記者應有權到場採訪，而不是單純做「車衣女工」，把官方材料剪裁後上碟，這是對傳媒尊嚴的一種踐踏。

事實上，政府人員花費公帑，行動應受到公眾監察，警方行動以具有危險性而不便讓傳媒隨行，理由還算充分，海關在海上緝私也不宜讓記者上船，但事後也會召開記招交代行動細節，關員仍會接受提問。可是，民政署人員巡查「月子公寓」卻要躲在傳媒鏡頭背後進行，是哪門子的道理？況且雙非孕婦問題是全城關注的焦點，記者放蛇早就證實有人違規經營，實在想不到有何借口可以如此處理。

知情權漸遭扼殺

除了民政署的事例之外，警方和消防已全面採用第三代通訊系統，突發記者變成靠新聞處出稿餵飼的一群，由於缺乏衝鋒陷陣的現場相片，新聞可觀性大減，佔據的篇幅亦相對縮小。

突發行家表示，近年警方多了安排記者到場拍攝被捕犯人或召開記者招待會，慣常的是掃黃、掃毒、制止黑社會活動、搗破非法賭檔和騙案等等，但都已是「賊過興兵」的場面，疑犯都是戴上頭套被帶走，記者謔稱是「米奇老鼠」。頭套蒙面比起傳媒拍得疑犯全貌，按法律規定要為疑犯樣貌「打格」，是有着不同層次的意義；但官方只會在最保險的情況下，才會在鏡頭前做一場「大龍鳳」，目的在於想功績見報。

在「望天打卦」的日子裏，讀者投訴變成另一種重要新聞來源，以往在周刊投訴版出現的個案，現時已升級變成報紙的要聞，其中投訴藥房「斤變両、両變錢」的欺詐銷售手法已不斷「翻炒」；而疑似醫療失誤亦很受歡迎，先不論理由向醫院提出質疑，待院方澄清後又是另一宗新聞；而怪力亂神的個案具有想像空間，不妨在毋須科學基礎上吹噓一番，對於搶眼球有莫大幫助。

另一種恆常飼料則是採訪通知，其中給行家戲稱為「揀動物」的特首選舉，近日不同陣營和政府各自出招，連同每天接到的各方通告，記者的肚子都飽滯了，版面供不應求。惟細心分類後，就算發現無論是電視新聞報道抑或報章版面，逾半是被動式的「餵飼新聞」，有價值的偵查報道絕無僅有，竟然連到餐廳試食都當作是「放蛇」。記者疲於追逐即日鮮事件，卻沒有察覺官方已把新聞資訊來源握得愈來愈緊。

如何可以反抗餵飼呢？最重要的是，團結力量向官方說「不」。可惜傳媒機構各自為政，雖然有暢銷報大力抨擊警方和消防的發布系統箝制新聞自由，也批評民政署出稿做法不當，公眾知情權陷入黑暗時代。可惜其他機構沒有同聲和應，近日有行家提議集體杯葛官方記招或活動，結果也得不到同業和應。

傳媒本身是散兵游勇，未能集合力量說明公眾知情權倒退的弊處，今天削新聞資訊，明天削市民自由，不公義之事可以欺壓到小市民頭上，受餵飼而不談反抗者，就如身處溫水之蛙，感到熱力時已經太遲。

管得太盡人才流失

近日堆填區日報的老總在手記中感慨地表示，無論機構過去如何風光和輝煌，若主管沒有運用權力幫助同事發揮才能，當造成阻礙或猜疑時，人才流失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這年頭，每間機構都在聲言人才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但人來人往間，留下的卻不一定是公司想要的人才。一名傳媒高層曾在多份報章和雜誌任職，機構背景由極左都偏右都有，在行內打滾近二十年，他頓悟到世上沒有所謂「人才」，有的是「適合人選」；就算能力再高的人，假如工作錯配，鬥志只會逐步消磨，然後變成庸才。

那位高層說，他近年正學習已故美國總統列根的處事哲學，即知人善任，盡量把權力下放，除非出了差錯，可以不管的就別管。他直言「說時容易做時難」，尤其是華人社會，身為上司者如不提意見或不「做點事」，總怕被人當作無能；但管多了，便容易變成一種阻礙，到時真的會「人才流失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港燦老師：班房裏的中港衝突——從周星馳《國產凌凌漆》說起

【明報專訊】我們這些在大學教人文學科的老師，面對內地學生的時候，如同行鋼線踩地雷，一不小心說錯話會得罪學生。試過在八成也是內地學生的堂上，播放周星馳的《國產凌凌漆》，經典一幕說凌凌漆要被槍斃，其他人用盡方法也要受死，周星馳只花了100元人民幣，賄賂槍手被釋放，事後還和貪污官員一起「歎煙」。我和香港學生看得捧腹大笑時，有內地學生卻臉色一沉，說覺得「民族情感受到傷害」。

坦白講，在這個課室裏，我雖然是老師，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是「弱勢」。在座八成學生也是內地來的，他們要成績不錯才能來港，在內地做優秀學生，一律都入過「共青團」，有些學生甚至是高幹子弟。所以，我遇過一些學生是死硬派「愛國憤青」。只有少數另類一點的，會接受西方那一套，愛國可以不愛政府政黨，甚至打破國家身分的狹隘設定，嘗試接受一種國際公民身分。

發生了「凌凌漆傷害感情事件後」，我即時「扮鎮定」，並解釋，香港人一般把自己和內地人分野，是因為認為兩地差別是香港較廉潔，故此周星馳早年未北上掘金前，面對香港市場會有這種創作內容。

內地生﹕中國沒貪污冤獄

那名「受傷害學生」說，覺得電影抹黑內地，令人覺得內地只有貪官。但另一個自稱「周星馳迷」的內地生卻說，覺得可以接受，可是，原因卻不是認同電影反映實况﹕「因為這套電影說的貪污問題，以前中國或會發生，今日中國已經沒有這些貪污冤獄。」我又呆了，今日中國沒有貪污冤獄？我記得上課那幾天，正值劉曉波被囚沒法出席和平獎事件。我真懷疑，這名學生怎樣理解中國今日已沒有貪污冤獄。

另一次，我播放一套港產片《中南海保鑣》。戲中李連杰飾演的精英解放軍，被派來港保護富商的女友鍾麗緹．我本來想解說，電影播出時正值回歸後，導演試圖把解放軍英雄化，這種「擦內地鞋」的做法很不受香港觀眾歡迎，於是票房仆直。內地同學卻看不到這種「民族主義」，他們卻看到「大香港主義」﹕「這套戲很不合理，香港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城市，中央那會那麼重視，特地派人來保護你？」我又一呆，對，我從沒想過，解放軍的保護有多「矜貴」。我作為受過六四洗禮的港人，最怕就是見到解放軍了．當然，我不敢說出心中想法。

教師反諷言論讓學生誤會

另一名老師，也有過慘痛經歷。有一次，不知是立法會還是區議會投票日即將來臨，他跟一個內地生說，建議他去票站附近觀察，「看看香港所謂的民主是怎樣」（老師的語氣也有一種反諷的意味，指香港的民主也有不足）。原來好意的提示，怎知又再次「傷害了同學的情感」。後來這個學生在網上撰文，指老師的意見令他覺得「香港人自以為擁有西方民主就沾沾自喜，看不起內地人，覺得內地沒有民主是低級一點」。那個老師看罷網上文章，從此上課要小心言論。

當然，我們可能真是有「大香港主義」的弊病，但香港的民主法治和廉潔，的確讓我們作為港人引而為榮的．我們亦希望香港和內地在民主法治廉潔上一起進步，而不是一起退步。

前陣子，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做「香港人民調」，我就特別憤怒。因為上課時，部分內地學生的言論，的確像郝部長那樣﹕你香港算是什麼？不過是中國其中一個城市？已經問中央拿了這麼多特權，還不滿足？香港人怎可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事實擺在眼前，香港回歸了就是中國一部分，香港人幹嗎可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這種氣氛，在號稱自由開放的大學課堂，有時老師也感到勢孤力弱，拗不過學生。

專上教育收生政策需檢討

再加上，現在專上學府也走上「名店之路」，向內地學生大開修讀之門。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成行成市。內地同學付十數萬元來港，修讀一年就拿個碩士，留港找工作，7年就換身分證。整個流程，大學就像私家醫院，透過這種「教育產業」獲利。上課時候，老師若用廣東話授課，經常遇到投訴，指聽不明白廣東話，要求用英語或普通話教授．我總是覺得，自己有時像在廣東道賣名牌手袋，客人要求什麼，我們就賣什麼。

但我想強調，問題不是出在內地同學身上。理想的學習環境應該是有多元背景的同學一起上課。班房上，如果有香港同學、內地同學、海外同學，那才有真正的對話和辯論。現在付費的內地學生佔大多數，香港同學和香港老師都變成弱勢。再加上課室外的香港，也充斥各種打壓香港身分的論述，香港的專上教育決策者，你們應該認真檢討收生的政策了。

梁文道 - 在鐵路上開餐

【味覺現象】在日本坐火車旅行，其中一個樂趣是可以吃到美味的鐵路便當。別小看這些並非現做因而盛放在保溫器皿裏的食物，它們可都經過精心配製，雖經水氣持續蒸騰，但風味別具。而且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明石便當」，一個小陶甕裏裝着燉煮得軟熟耐嚼的鱆魚飯，光是外形就已經可愛了。講究點的，還可以在各個車站百貨公司裏搜尋名店豪華出品，帶進車廂格外炫目。

一邊看着窗外景色朝身後飛逝，一邊慢慢品嘗不止充飢還且適口的食物，這是在香港久違了的滋味。沒錯，在九廣鐵路香港段的仍未被「港鐵」吞併，在列車仍未完全電氣化的年代，我們也是可以在火車上吃東西的。甚至到了電氣化時代，我還記得有些村婦背着竹簍，一節節車廂叫賣可能是自家種的落花生。我又記得，最是懷念「舊時香港」，同時也最反對內地「蝗蟲」的陳雲，好像也記過一筆這難忘的風景。是誰消滅了這良佳淳風的庶民風俗？我想大概不是所謂的自由行「蝗蟲」吧。二十多年來，香港的地鐵和火車愈來愈乾淨，人人行規蹈矩、面容冷肅；但我依然見過不少人在車廂裏公然飲食。都不是大陸來的遊客，卻往往是一些膝上陳放着公事包的白領，他們姿態佝僂，十分疲憊，匆匆忙忙啃食一塊用塑膠袋袋好的麵包。如果是早上，我能想像他根本來不及吃早餐，急着出門以免誤了上班的時間；如果是傍晚，我能感到他耗盡了精力，在嘆一口氣的間縫裏療養腸胃。

我們不讓這些人在車廂裏飲食，不讓放學的孩子在車中零嘴，甚至一些病人喝水都要特別解釋，為的是甚麼？據說是為了乾淨。說到乾淨，世上恐怕還真沒有比香港更乾淨的鐵路了，乾淨到車站裏頭沒有廁所的地步。就和小販絕迹香港街頭一樣，聽說也是要使市容更加整潔。每次在香港辯論小販政策，我都會想起日本，因為日本的街上也有小販，甚至麵攤；但他們的環境難道要比香港髒亂嗎？同樣地，日本的火車也不見得比我們的港鐵更污穢吧？

不建廁所，不准飲食；說穿了，這不是衞生考慮，而是節省管理和清潔的成本，更是肆虐香港達數十年之久的「管理主義」幽魂。請注意，它不一定更善於管理，只是更能斬草除根地淨化一切而已，把整個鐵路系統淨化成一個不能吃喝拉撤的純粹交通空間，猶如將街道淨化成一個無法停留閒散的單純通路一樣。諷刺的是，在趕走了在車廂裏賣花生和缽仔糕的阿婆，以及九龍塘車站內那間滷水味飄香的小吃店以後，他們卻加進了永不休止的電子屏幕，把乘客全數賣給廣告商。東京的電車准許飲食，紐約的地鐵也准許飲食，香港不行。不止不行，我們這些被商家和「管理主義」綁架了的香港人，還要把這套禁令上升到文明的象徵，捍衞鐵路公司的利益變成了捍衞香港人的身份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