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時期為何幾乎所有名人都是單字名？

取單名字是西漢末年王莽的法令，自此漢地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政權垮台了，取單名字的習慣卻延續下來了，竟然成為一種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

看了《三國演義》之後，有人提出問題：為什麼三國時絕大多數人都是單字名？的確是這樣，翻開歷史看看，整個的東漢、三國這300多年間的人名，幾乎全是一個字，雙字名是極少極少的。《後漢書》、《三國志》中的人名，間或有兩個字的，但這些人，有的是隱士，如龐德公、鄧盧敘;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黃承彥、苟巨伯。知識分子、官員、顯要是找不出雙字名的。這真是怪事。

問題出在王莽身上。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漢書·王莽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王莽的長孫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爺爺和爹爹，這個王宗是可以當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讓人畫了幅畫像，還刻了銅印三枚，與其舅舅合謀，準備搶班奪權。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雖然是親孫子，但這事也不能輕饒，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殺了。雖然人死了，但“政治權力”也要剝奪，王莽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

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門道的。“製作”就是法令，王宗本來名是兩個字，叫“王會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現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還叫原來的“王會宗”。從王莽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都是兩個字。二、王莽上台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

由於王莽的法令，從那時起，人們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說話不算了，卻一直也沒有改過來，竟然成為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

如果是現在，人人全是單字名，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單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當時人口並不是很多，人的活動範圍、交際半徑也有限，單字名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單字現象得以沿續，一直到三國時代。

葛量洪回憶錄：尋找蝗蟲問題的前世今生

知識份子更是集體地倒向廉價的、一知半解的階級鬥爭，試圖在空中樓閣用泥巴捏出一個政治正確、仁愛普世的中國定論，實際上卻是不識時務又要趕輿論的熱鬧。

蝗蟲的前世

我們當下所面對的問題，也同時是1947至57年的港督葛量洪所面對的問題。翻開他親筆所寫的回憶錄，你會驚訝當時香港所面對的問題跟今天為何如此相似。葛量洪的上任港督是曾經提出政改計劃的楊慕琦。這個史稱「楊慕琦計劃」的政改方案在未有定論時，楊慕琦已經退休返國，總督之位就由葛量洪接手。葛量洪對香港的位置有十分冷酷清晰的戰略取態，他說：


“The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oblem of the British Colony of Hong Kong is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not the advancement to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as is the case with most British colonies. ”[1]

他從上任之初就不對楊慕琦計劃存有好感。他認為香港的政治問題與二戰以後英國殖民地紛紛提出獨立或是自治的情況不同，它的主體是英國與中國的外交問題，而不是香港本身如何、怎樣之類的問題。葛量洪作為一個英國的殖民地總督，有這樣的思考卻不是完全因為其職位本身就是為為母國掠取政經利益，而是他本身對中國人的觀察和判斷。

葛量洪在赴任港督之前，曾在廣東學習粵語（並且在書中說這是最難學的一種中國話），而他的母親在二戰以前也在北京居住，所以他亦曾在北京短住，他所接觸的中國人必不會少。在五十年代，在殖民地裡並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群體，移民來的都是中國人。在意識和文化上都與故地故民無異。所以葛量洪對香港人的評價亦應該是建基於他對中國人的評價。他認為香港並沒有需要實行政改、甚至是自治、獨立的原因，是當時的香港人本身就沒有這個要求。他說：


“……they are content to leave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to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e comparatively small number of private citizens who, out of civil spirit or the honour and glory they get out of majority of Chinese in the colony also had little loyalty to Hong Kong. ”[2]

沒有自我意識的社會

香港人在文化思想上跟中國人其實無異。他們傾向認同儒家傳統的精英政治，政治就該是一個精英小眾所管的事，而小民犯不著勞這個心。而香港從來無法成為一個具備實體的政治問題的核心原因還是「忠誠」這個字。不只住在香港的人都是移民、逃難下來的中國人，對香港這塊土地並沒有感情和忠誠，他們依然有強烈的鄉土情懷。而被吸納進港英政府的華人精英也沒有一個叫作「香港人」的自覺。作為一個被英國人看得起的華人精英，意識上早就不當自己是華人，而是「黃皮白心」，香港對這些精英也從來沒有甚麼羈絆。

當一個社會中的精英和草根階級都「心不在此」，這個社會自然不成一個實體。「香港社會」自然不是一個需要deal with的對象。這可以解釋為何提倡下放權力的「楊慕琦計劃」竟然也不受華人社區重視。這個由葛量洪開始的指導原則一直延續續到英國徹出香港。香港的民主、自治、獨立與否，從來不是它本身的問題，而是英國與中國的政治博奕之下的賭注和武器。所以彭定康履任末代港督，即大力推行民主改革，也不過是為了擺中國一道，不要搞錯是皇恩浩蕩。

葛量洪在談及當時的殖民地議會裡本地人如一池死水的參政風氣。當時被委任的非官守議員對質詢政府和官員並不熱衷——縱使這是他們的權利和責任。葛量洪形容這種情況為“polite silence”，他尖銳地指出：


“This polite si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was one of the contributory reasons for the public regarding them as wooden dummies or “yes man”, neither of which they were. ”[3]

人道的代價

香港在五十年代所遇到的問題沒有比中國的共產化更大。中國在葛量洪任內變天，一朝河山盡染紅，國民黨敗走台灣，共產黨入主中原，大量難民從廣東經深圳河以北、澳門等途徑來港。當時的政府基於人道立場接收他們，而且從現實角度來講，他們是很難阻止這些從四方八面偷渡來的難民。葛量洪原先估計這些難民在中國的局勢穩定以後就會回國，然而他的佔計錯誤，「新中國」建國以後，亂事不止。大量難民就此留在香港。於是港英決定將來者不拒的政策改弦易徹。

葛量洪在這件事上說做就做，當時有沒有崇尚普世大同的偽左份子、或是高呼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者、反對「種族主義」的大學生出來反對葛量洪，我們不清楚。然而葛量洪給出的理由十分簡單：


“We did not wish to be inhuman, but our first care had to be for our own people.”[4]

文明的虛榮

大陸難民無限制地湧入，最終只會令本地人也成為難民。現實就是現實。顧此必然失彼。你要看顧多一個難民，本地的資源就會少了一分。即使當時的港英政府急剎車，在1953年的聖誕節還是發生了一起石硤尾木屋區的大火。事情的起因還不是因為難民太多，大家只能在山上搭建木屋，錯落相鄰。人多手腳亂，炊煙互軋，終於出事。

人道也要講條件，世上沒有不需成本的人道。當初香港如果由偽左執政，堅持將香港變成一個難民營，石硤尾那種規模的大火不知要多幾多宗。

被那些高舉「反對資本主義」大旗的左翼口諸筆伐的「港英殖民者」，一方面鐵腕打壓街頭社會運動，另一方面卻保持著一套獨特的道德原則。他們為難民建臨時房屋、提倡醫療服務，給予其子侄教育機會‥‥‥功利主義的中國人也許會問，這一切是為了甚麼？葛量洪對香港的收容政策是如此評價：


“For a colony dependency to undertake this out of its own resources was remarkable……The refugees and their care and maintenance are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Hong Kong alone. They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free world……I wrote letters, I spoke to officials, I spoke to ministers. But all in vain, we got nothing. ”[5]



英國人施捨他們的慈善，是因為他們貴族式的虛榮。看得透這種矛盾的民族性的人，又怎好意思像偽左和土共那樣單純地仇英、或是像坊間許多一般見識的人那樣完全的親英？

脫不了的難民氣質

現在問題來了。在中共上台以後有一批難民北來，我們或許可以將之歸咎混亂的政局。然而今天中國人自己也在吹噓著大國崛起的美夢，為甚麼還是有那麼多人來生仔、花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來香港，難道是為了跟你血濃於水？他們談利益，你不要跟他講仁愛，不然就是被人賣了還給人家數錢。大陸人來生仔，是為了這裡的醫德；來花錢，是為了這裡的低稅。對難民問題，葛量洪也在書中不無幽默地說：


“……the refugees had fli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adise, and had no love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6]

即使表面堆砌得多強盛，終究在中共的治下，沒有人可以真正放得下心。個體的自由有多少，一切都端看「政治形勢」。這樣的國度，你今天可以手握權力和財富，明天也可以翻身下馬，要逃到美國領事館求救。在廣東道上的那些面目可憎的大陸豪客，他們口袋裡有多少錢都好，本質上都與五十年代湧來香港的難民沒有分別。他們拉著小車、拖男帶女、四處喧嘩。即使是來玩樂花錢的，也總擺脫不了那股難民特有的焦慮和急噪。

免費五毛和乖孩子

在治權易手之後，香港人也神奇地對「前朝孽史」避而不談。教育界更是等而下之，刻意忽略，剔出課程，刻意將香港人對自身無知的殖民地臣民特質保留下來，方便新主殖民統治。我曾親耳聽過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對學生說「與中國歷史相比，香港歷史不算甚麼。」國內活躍的網絡評論員好歹一帖五毛，手裡打著蠢話也是為了糊口。香港卻有許多痴心愛國的人，不知不覺，自動自覺，天天維穩，讓中央連那五毛錢也省下來了。

這類人佔據著各行各業的高層，所以香港到今天也不是一個主體，也無緣進入任何一張政治問題的議程表中。香港墮落的原因不是太多問題，而是她太乖、太過不想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既然你不是一個問題，那就沒有人會當你一回事。港英時代如是，中共時代如是。小孩不吵鬧，就沒糖吃，我以為是很簡單的道理。終究一個不用心讀歷史的民族，是很難逃離被世代愚弄的命運。

相生相剋 (金錢師：術數金權 - 黄洋達)

五行學說是通過研究各種演化過程、功能及自然現象發展出來的一套理論，這套理論認為事物可分為五個類別，稱為五行，每一個類別都有各自的特性及性質，五行分別為木、火、土、金、水。

天地之間，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分而為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氣不離乎理。故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三者皆陽之所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二者皆陰之所生。析而言之，為五行；對而言之，為二氣。

西周末年，已有五材說。《國語‧鄭語》：「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萬物」，《左傳》則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尚書‧洪範》則有：「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的記載，開始把五行屬性抽象出來，推演到其他事物，構成一個固定的組合形式。
戰國末鄒衍首提五行相剋相生，以述天命所歸，勝生之序乃定。

五行相生相剋，相生，乃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剋，則乃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

漢代，董仲舒更賦五行予德義，以為木為仁，火為禮，土為信，金為義，水為智，後成儒家之本耳。

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有著密切的關係，並經常結合起來，以解釋各種自然現象。早於戰國時期，古代醫家已將陰陽及五行學說的理論融合於醫學之中，《內經》用五行於醫學，成中醫基石。隨著這些學說的結合與發展，逐漸建立起一個更具系統性的醫學系統，今天這個系統稱為傳統中醫學。

五行與自然界及身體的不同層面相互對應著。例如木與自然界中的春天、風，及人體中的肝、膽、眼及筋相對應。

除了身體五內，顏色、時辰、季節、聲音、感情……全部都可以五行劃分。
五色者：(木)青、(火)赤、(土)黃、(金)白、(水)黑；五指者：(木)食指、(火)中指、(土)大拇指、(金)無名指、(水)小指；五味者：(木)酸、(火)苦、(土)甘、(金)辛、(水)鹹；五獸者：(木)青龍、(火)朱雀、(土)黃麟、(金)白虎、(水)玄武；五聲者：(木)呼、(火)笑、(土)歌、(金)哭、(水)呻……

練乙錚 - 從孔子身份認同之複雜看香港人

【信報轉載】中聯辦郝官員非常討厭「香港人」這個概念，認為所有港人都是「中國人」，毋容選擇。北大孔教授隨後卻說，港人是狗不是人，當然也不是什麼「中國人」。說法如此相反，受眾左右為難無所適從；不過，想深一層，便知那是共產黨常說的「對立統一」。

兩段看來相反的話語合起來就是：「要麼乖乖認同『中國人』，要麼你就是狗」，官員說前面的一半，後面的由教授補上，語意便發揮完整。大陸給香港賀龍年的，竟是這樣一杯隨你怎麼喝的敬罰酒，港人由是扯火。傷害已經造成，毒素還在發酵，連台灣也受影響。現在任憑中聯辦及北京當局怎麼止蝕，也於事無補。兩把名嘴一句話，中共十五年對港統戰功夫基本泡湯。

身份認同 從不簡單

今天，就和大家談談「身份認同」。先講一段古。九七前夕，筆者代表本報參加亞洲學會在紐西蘭皇后鎮召開的研討會，主題大約是展望回歸之後的中港關係。某段小息間，會友還熱議不斷，其中一位（西人）可能看過鍾民調當年的問卷，問筆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居多，筆者答道：「你的問題語意不確定，指的若是…… 」話還未說一半，旁邊站着的CY梁（對，就是你想到的那位）忽然插嘴：「Joseph! What ambiguity? You are a Chinese! It's as simple as that!」西人打了一個小突，筆者卻並不介意，只是覺得此君恐怕是立場堅定觀點非黑即白那種。今日中聯辦郝官員的思路，就和彼時梁君差不多。

身份認同從來不簡單。拆開來看，「身份」和「認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身份是客觀的或外加的，認同卻是主觀的、內在的，由個人理性或感情決定。現實生活中，兩者往往相生相剋，嚴重的可以死人。從學問角度看，內涵則異常豐富有趣。再遠的不說，筆者便由孔教授的老祖宗孔夫子談起，借助有關的學術研究，點出問題之複雜。

殷周更替，周朝八百年天下，自始至終貫穿着殷商遺民的身份認同問題。在史書裏，在《論》、《莊》等典籍記載的事例中，在儒、道兩家的核心哲學爭議下面，這個問題都顯而易見，具有廣泛持久的政治張力；歷代乃至民國以來的學者，包括王國維、胡適和今人鄭吉雄等，都做過不少有關研究，知之甚詳【註】。

孔子是思想家，生活於東周大環境，成年後成為儒學掌門，對這個問題充分敏感。事實上，經典文獻顯示，孔子深受自己的身份認同矛盾困擾，直到生命盡頭！關於孔子的身世，有三點史實要留意：他是殷商遺民領袖微子（名啟）之後，生在周王朝已經式微的春秋時代的魯國，本身不是周天子直接管轄的臣民。下面，筆者先介紹孔子的主觀政治認同，然後回過來參照他的客觀身世、身份。

周公制禮 孔子折服

瞭解孔子的政治認同，有兩事堪稱關鍵。一、孔子談禮制，比較了夏、商、周，提出「三代損益論」，最後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一個「從」字，說明他認同周朝的政統道統（見《論語．八佾》）。二、孔子臨終前七日夢見自己的喪禮，看到靈柩竟是按殷代禮制擺放，置於靈堂兩柱之間。翌日，學生子貢來探病，孔子向他道出可說是走到人生盡頭的真情：「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間）。昨暮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一個「始」字，迴光返照，說明孔子最終未能忘本（見《史記．孔子世家》）。對比兩事，前者體現孔子的理性。

孔子精研周代禮制而為之傾絕；他最崇拜的政治人物，就是替周朝制禮作樂的周公旦。不過，令孔子折服的，首先是周代禮制背後的那套價值。〈八佾〉篇裏，孔子反復提到，制度的內涵，以及人對此內涵的由衷敬愛，比制度的形式重要。因此可以說，孔子對周朝的政治認同是基於價值觀念的理性認同，而不是「生為什麼人、死為什麼鬼」那種。

然則第二件事談夢，體現的卻是孔子內心最深處的感情基因。孔子不語鬼神（又是一種理性表現），但談夢卻不止一次，而另一次（見《論語．述而》）同樣有意思，是談自己沒有做的夢：「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人老了，對理性的執着也許稍斂，隨心所欲之際，更易受感情基因支配，於是不再夢周公，也不夢周禮而夢殷禮。弗洛伊德泉下有知，當撚鬚微笑，但孔子落葉歸根，不過是人之常情。

孔子處境 港人類同

跟着，我們看孔子的政治身份。和當時的大部分人一樣，孔子既是周天子的臣民，又是魯人。這個客觀情況，就和今天生活在香港的絕大部分人差不多，即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孔子的時代，只有住在成周（王城，後稱洛陽）、受周天子直接統治的人，才沒有這種雙重身份，但那時是春秋末葉，周室開始衰微，周天子直接管轄的土地日益收縮，因此只有單一身份的人是很少數。

不過，孔子雖是「周天子的臣民」，但周天子並不是他具體效忠的對象。他和當時周室的關係可說相當疏離；整部《論語》裏，孔子沒一次直接提過當時的周天子。他只在年輕時到過一次成周，卻是向老子問禮。其後，他常想當官施展抱負，但從沒想過要到天朝裏效力。他效忠的「周」，是比他早五六百年、處於黃金時代即文武周公旦那個時代的「周」。

到了晚年，孔子每每覺得遠未找到自己的理想國，反而日益厭惡周遭政治環境，不止一次歎說要移民。要移到哪裏去呢？「浮海」、「居夷」，都說過，就是沒說要移到成周。


註：本文主要參考台大中文系教授鄭吉雄力作〈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此文網上可得。


【信報轉載】編按：筆者昨文從郝官員和北大孔教授近期言論說起，追溯孔子身份，再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今天對此繼續探討。

另一方面，孔子的「魯人」身份卻很突出；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學術工作裏，佔主要地位的，是這個身份而不是「周天子的臣民」。何以見得？首先，孔子平常講的是魯國方言，而不是以山西、河南一帶語音為標準的周王朝官話。孔子只是朗讀《詩經》、《尚書》，以及行禮儀的時候講官話，不然就講母語、土話【註1】。

此外，還有一點可以參考。孔子修《春秋》，記載元前722年到元前481年在周室和所有諸侯國裏發生的大事，是一部編年史。這部史是按什麼政治傳統的年份編的呢？是魯，而不是周。當然，孔子還是相當周到，記錄每年正月發生的事之前，毫無例外依周朝正朔寫月日（周以農曆十一月為正月；每月首日稱朔日）。例如，該書頭一則的年月記法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正月」中的「王」，指「周文王」，即是用了周朝正朔。但年份則是寫「隱公元年」，不寫周平王四十九年（好比寫曾蔭權八年而不寫2012）。這是魯國當時的通用寫法，比較方便。

孔子身份 原有三重

孔子不搞形式反潮流，依魯國地方文化規矩幹實事，不拘小節（側記：2005年宋楚瑜到南京中山陵祭國父，祭文以年月日開頭，他的讀法是「公元2005年、中華民國、五月六日」；聽者也許大惑不解，其實他是依足《春秋》體例，首先用當地通用方法紀年，然後用中華民國正朔記月日。台灣的官二代有文化有分寸）。

除了上述雙重身份之外，孔子還有第三重身份，更加複雜，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大家記得，讀國史或古書時，常常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隱士」、「逸民」；他們不喜歡做官，躲在鄉間自食其力，但都不是等閒之輩，對世事人情瞭如指掌。史家告訴我們，不少這些人，其實都是前朝遺老或其後代。

在周朝而言，這些隱士、逸民，往往就是殷商遺民。周初的局面複雜，殷朝遺老當中，有些人鄙視新政權，避世而去乃至餓死者也有，如伯夷、叔齊；有誓死反抗的，如微子啟的兩個弟弟管叔、蔡叔及紂王的兒子武庚；也有相反的，不僅歸順周朝，還在朝廷裏幹得很有成績的，如《論語．微子》最後一章提到的「周有八士」，皆殷商遺民【註2】；還有就是中庸一點的，為求一眾遺民之一線生機，不得已與周王朝打交道、承認現實委屈求存，如微子啟，受周武王兒子成王封為宋國之君，負責管理殷遺民。

不可不知，周朝初年對待殷商遺民的態度和手段十分狠辣。周公多次訓斥殷遺民，警告他們要夾着尾巴做人，不然就會受鎮壓，失去土地資財乃至人身安全。武力威懾之外，還施加人格侮辱，例如要那些亡國奴穿戴前朝衣帽服侍周人禮祭。胡適提及此事，認為「真是一幕『青衣行酒』的亡國慘劇」。類似記載還有很多。【註3】

儒道兩家 針鋒相對

周朝以武力建國，惟思想方面亦注重抑舊揚新。舉例說，夏、商、周各有不同的《易經》版本，《歸藏》是商易（漢後失傳，93年有四千餘字殘簡出土），其中六十四卦以純陰的坤卦為首。但是，文王作《周易》，卻以純陽的乾卦行頭；其後的〈繫辭〉，更一開始就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學者對此有解釋。

殷朝比周早，更接近古代母系社會；當時社會還流行「兄死弟繼」，與周朝確立的「父死子繼」傳統不同，顯然是家庭中母親勢力較強的結果。又《歸藏》含〈鄭母經〉，清華大學教授廖名春認為「鄭」即「尊」【註4】，如「鄭重」即含尊敬的意思；此亦反映殷商母系社會遺風。周朝「槍桿子出政權」，有剛陽之氣，戰國時陰陽家鄒衍也認為周德屬火；因此，《歸藏》與《周易》之間的這個「乾坤大挪移」，自然不過，蘊涵濃厚的周朝建國意識。

另一邊，殷商遺民世代相傳，不僅政治上很多不認同當朝，更在哲學思想方面發展了另一套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與周初以來的儒學針鋒相對。儒家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標榜有德有能的強者統治；道家則奉無為而治的黃帝為精神領袖。儒家因為有武王伐紂的歷史要解釋，發展出以「德」為基礎的「天命論」，即所謂「厚德配天」：有德就有天命，就可以伐無道、搞革命，武力奪取政權。道家則認為這是竊國行為，此例一開，天下永無寧日。《莊子》裏有一段寓言，講孔子找盜蹠（名為蹠的大賊）討論，給後者大罵一通，要義其實就是指湯武革命把天下搞得愈來愈亂。

孔子周遊列國，路途上的確碰到不少逸民或殷朝遺民的後代，多次遭他們奚落，事迹在《論語．微子》一章中特別多，可見道家經典中的有關故事，固有虛構成分，也非完全不實。然而這些奚落和挖苦，雖不友善但大致不含敵意，因為到底孔子具體不替周朝效命，只是批判時弊、恨鐵不成鋼，心中始終以生民為貴；這點，似乎消息靈通心水清的「逸民」都知道。

孔子既是殷商遺民之後，眾目睽睽游走於當時權貴之中而不得要領，總不是味道。失意之餘，他也幻想「浮海」、「居夷」，當一個逸民放下包袱。因此，我們在《論語》中看到，孔子受逸民冷嘲熱諷，卻一點怨言也沒有，反倒常常對他的學生婉委地說：那些都是好人智者。他自己心底裏始終有一根認同之刺。於是死前七日就有那個夢。

孔子是人，內心有種種矛盾，古書記載着，兩千年後依然歷歷在目。我們從此角度看他，猛然驚覺他和今天港人如此接近！毛革命打倒中華民國，香港很多人一夜間變成遺民，其後也接受了一批一批的遺民。這些港人和他們的後代，無論是思想感情、價值觀念、語文習慣，俱與大陸新政權格格不入愈來愈甚。

浮海居夷 港人夢想

他們日常生活工作非不得已不講普通話（「雅言」）。他們有多重客觀政治身份，既是大範圍裏的中國子民，也是香港特區人，不少還有外國護照如殖民時代的BNO等。他們理智上認同中國，但更多是指血緣中國或文化意義上的古典價值中國。他們面對現實的國家政權，感覺很疏離；甚者，有的恨鐵不成鋼，有的不滿，有的有怨，有的試圖對黑暗勢力吭聲，無奈人微言輕。政治上長期失意，他們會想浮海居夷，但午夜夢回，發覺還是做兒時香港獅子山下的夢，有些還做中華民國的夢，落葉也要歸根。香港人，看清楚原來和孔子一樣，身份認同很複雜。

當然，如果只談港人客觀身份，並且把身份狹義理解為拿什麼護照，則搞追蹤民調的確多此一舉，因為直接找入境署資料看看便知趨勢。但如果要瞭解港人主觀的認同如何變化，或找出主客觀因素如何互動，則問題複雜得多；為此，研究者用問卷或其他方法做調查，就不僅合理，而且很有價值。這個複雜性，固然可用孔教授的辦法一罵勾銷，卻不能以諸如梁候選的政治正確或郝官員的形式邏輯輕易打發掉。


註1　《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就是標準官話。

註2　見李零《我讀論語：喪家狗》微子章。

註3　見胡適〈說儒〉；網上以www.historykingdom.com/simple/?t19809.html比較易看。《尚書．周書．多士》記周公訓斥殷遺民：「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詩經．大雅．文王》記周人侮辱殷遺民：「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祼是一種酒祭；冔音xu，殷朝的帽飾。「青衣行酒」典故：十六國時期北漢王劉聰宴群臣，命晉懷帝青衣行酒，懷帝的兩位舊臣見狀號哭，結果被殺。當時下人穿青服，但周朝可能不同；維基文庫《禮記．月令》：天子衣青衣。

註4　見廖明春〈王家台秦簡《歸藏》管窺〉，網上可得。

林天悟 - 向餵飼新聞說不

【信報轉載】一位資深行家說，縱觀農曆新年過後，傳媒裏，尤其是報章充斥着「餵飼新聞」，記者就如困在狹窄雞場裏的肥雞，唯一能做的動作，就是不斷機械式地低頭啄食；眼前飼料不斷補充，內含激素藥物，令雞隻飽滿無病無痛，連體內脂肪比例也計算好。這種聽話肥雞，飼主不捨得劏，而新聞自由和採訪主動權卻送進屠房裏去。

傳媒已變肥雞

個人認為，香港已經有太多「狼豬鴿狗」和「蝗蟲」了，毋須再把記者比喻為雞，但雞場例子卻值得同行提防和反思，而所謂餵飼新聞去到一個極至，就是受餵者忘卻新聞自主權，甚至因肚子飽飽而感到幸福，當記者的棱角逐漸磨平，傳媒作為第四權的監察功能就會失效。

令前輩掀起感慨的是，源自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本月初兩度突擊巡查多間懷疑向雙非孕婦提供住宿的「月子公寓」的事件，事前卻沒通知傳媒採訪，到行動結束後整理好資料，才透過政府新聞處發放文稿和相片，以圖餵飽傳媒，而記者竟又乖乖「進食」。

稿件內容是單向的，相片拍攝角度全部經過「精心計算」──無論怎樣裁剪，也會看到民政署人員背後掛着大大的「OLA牌照事務處」字樣；公寓裏的住客則相貌難辨，完全是一幀幀官味十足的「樣版照」。一般報館的攝影記者如果交出這種照片，恐怕要給上司罵個狗血淋頭，叫他們回校再培訓。

可是，在沒有選擇下，傳媒紛紛成為官方的傳聲筒，最多是找來專家學者或區議員加上意見，仍以頗大篇幅報道民政署「功績」；雖有個別報章抨擊該署做法鬼祟，但最後仍要用上官方材料。

事實證明，傳媒寥寥幾句批評對民政署全無效用。繼本月2日首度發稿後，五天後署方再照辦煮碗，又再透過新聞處發布類似資料，連記者招待會都沒有；傳媒這次連抗議都省了，聽話地使用官方稿件和照片算了。

有行家質疑，官方派員掃蕩「月子公寓」只是做了該做的事，為何不可讓傳媒隨行採訪？就算行動中沒有帶走任何人，或者公寓裏空無一人，但總能顯示出政府打擊該類場所的決心，實不該在行動結束後才發稿吧？記者應有權到場採訪，而不是單純做「車衣女工」，把官方材料剪裁後上碟，這是對傳媒尊嚴的一種踐踏。

事實上，政府人員花費公帑，行動應受到公眾監察，警方行動以具有危險性而不便讓傳媒隨行，理由還算充分，海關在海上緝私也不宜讓記者上船，但事後也會召開記招交代行動細節，關員仍會接受提問。可是，民政署人員巡查「月子公寓」卻要躲在傳媒鏡頭背後進行，是哪門子的道理？況且雙非孕婦問題是全城關注的焦點，記者放蛇早就證實有人違規經營，實在想不到有何借口可以如此處理。

知情權漸遭扼殺

除了民政署的事例之外，警方和消防已全面採用第三代通訊系統，突發記者變成靠新聞處出稿餵飼的一群，由於缺乏衝鋒陷陣的現場相片，新聞可觀性大減，佔據的篇幅亦相對縮小。

突發行家表示，近年警方多了安排記者到場拍攝被捕犯人或召開記者招待會，慣常的是掃黃、掃毒、制止黑社會活動、搗破非法賭檔和騙案等等，但都已是「賊過興兵」的場面，疑犯都是戴上頭套被帶走，記者謔稱是「米奇老鼠」。頭套蒙面比起傳媒拍得疑犯全貌，按法律規定要為疑犯樣貌「打格」，是有着不同層次的意義；但官方只會在最保險的情況下，才會在鏡頭前做一場「大龍鳳」，目的在於想功績見報。

在「望天打卦」的日子裏，讀者投訴變成另一種重要新聞來源，以往在周刊投訴版出現的個案，現時已升級變成報紙的要聞，其中投訴藥房「斤變両、両變錢」的欺詐銷售手法已不斷「翻炒」；而疑似醫療失誤亦很受歡迎，先不論理由向醫院提出質疑，待院方澄清後又是另一宗新聞；而怪力亂神的個案具有想像空間，不妨在毋須科學基礎上吹噓一番，對於搶眼球有莫大幫助。

另一種恆常飼料則是採訪通知，其中給行家戲稱為「揀動物」的特首選舉，近日不同陣營和政府各自出招，連同每天接到的各方通告，記者的肚子都飽滯了，版面供不應求。惟細心分類後，就算發現無論是電視新聞報道抑或報章版面，逾半是被動式的「餵飼新聞」，有價值的偵查報道絕無僅有，竟然連到餐廳試食都當作是「放蛇」。記者疲於追逐即日鮮事件，卻沒有察覺官方已把新聞資訊來源握得愈來愈緊。

如何可以反抗餵飼呢？最重要的是，團結力量向官方說「不」。可惜傳媒機構各自為政，雖然有暢銷報大力抨擊警方和消防的發布系統箝制新聞自由，也批評民政署出稿做法不當，公眾知情權陷入黑暗時代。可惜其他機構沒有同聲和應，近日有行家提議集體杯葛官方記招或活動，結果也得不到同業和應。

傳媒本身是散兵游勇，未能集合力量說明公眾知情權倒退的弊處，今天削新聞資訊，明天削市民自由，不公義之事可以欺壓到小市民頭上，受餵飼而不談反抗者，就如身處溫水之蛙，感到熱力時已經太遲。

管得太盡人才流失

近日堆填區日報的老總在手記中感慨地表示，無論機構過去如何風光和輝煌，若主管沒有運用權力幫助同事發揮才能，當造成阻礙或猜疑時，人才流失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這年頭，每間機構都在聲言人才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但人來人往間，留下的卻不一定是公司想要的人才。一名傳媒高層曾在多份報章和雜誌任職，機構背景由極左都偏右都有，在行內打滾近二十年，他頓悟到世上沒有所謂「人才」，有的是「適合人選」；就算能力再高的人，假如工作錯配，鬥志只會逐步消磨，然後變成庸才。

那位高層說，他近年正學習已故美國總統列根的處事哲學，即知人善任，盡量把權力下放，除非出了差錯，可以不管的就別管。他直言「說時容易做時難」，尤其是華人社會，身為上司者如不提意見或不「做點事」，總怕被人當作無能；但管多了，便容易變成一種阻礙，到時真的會「人才流失就會一發不可收拾」。

港燦老師：班房裏的中港衝突——從周星馳《國產凌凌漆》說起

【明報專訊】我們這些在大學教人文學科的老師，面對內地學生的時候，如同行鋼線踩地雷，一不小心說錯話會得罪學生。試過在八成也是內地學生的堂上，播放周星馳的《國產凌凌漆》，經典一幕說凌凌漆要被槍斃，其他人用盡方法也要受死，周星馳只花了100元人民幣，賄賂槍手被釋放，事後還和貪污官員一起「歎煙」。我和香港學生看得捧腹大笑時，有內地學生卻臉色一沉，說覺得「民族情感受到傷害」。

坦白講，在這個課室裏，我雖然是老師，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是「弱勢」。在座八成學生也是內地來的，他們要成績不錯才能來港，在內地做優秀學生，一律都入過「共青團」，有些學生甚至是高幹子弟。所以，我遇過一些學生是死硬派「愛國憤青」。只有少數另類一點的，會接受西方那一套，愛國可以不愛政府政黨，甚至打破國家身分的狹隘設定，嘗試接受一種國際公民身分。

發生了「凌凌漆傷害感情事件後」，我即時「扮鎮定」，並解釋，香港人一般把自己和內地人分野，是因為認為兩地差別是香港較廉潔，故此周星馳早年未北上掘金前，面對香港市場會有這種創作內容。

內地生﹕中國沒貪污冤獄

那名「受傷害學生」說，覺得電影抹黑內地，令人覺得內地只有貪官。但另一個自稱「周星馳迷」的內地生卻說，覺得可以接受，可是，原因卻不是認同電影反映實况﹕「因為這套電影說的貪污問題，以前中國或會發生，今日中國已經沒有這些貪污冤獄。」我又呆了，今日中國沒有貪污冤獄？我記得上課那幾天，正值劉曉波被囚沒法出席和平獎事件。我真懷疑，這名學生怎樣理解中國今日已沒有貪污冤獄。

另一次，我播放一套港產片《中南海保鑣》。戲中李連杰飾演的精英解放軍，被派來港保護富商的女友鍾麗緹．我本來想解說，電影播出時正值回歸後，導演試圖把解放軍英雄化，這種「擦內地鞋」的做法很不受香港觀眾歡迎，於是票房仆直。內地同學卻看不到這種「民族主義」，他們卻看到「大香港主義」﹕「這套戲很不合理，香港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城市，中央那會那麼重視，特地派人來保護你？」我又一呆，對，我從沒想過，解放軍的保護有多「矜貴」。我作為受過六四洗禮的港人，最怕就是見到解放軍了．當然，我不敢說出心中想法。

教師反諷言論讓學生誤會

另一名老師，也有過慘痛經歷。有一次，不知是立法會還是區議會投票日即將來臨，他跟一個內地生說，建議他去票站附近觀察，「看看香港所謂的民主是怎樣」（老師的語氣也有一種反諷的意味，指香港的民主也有不足）。原來好意的提示，怎知又再次「傷害了同學的情感」。後來這個學生在網上撰文，指老師的意見令他覺得「香港人自以為擁有西方民主就沾沾自喜，看不起內地人，覺得內地沒有民主是低級一點」。那個老師看罷網上文章，從此上課要小心言論。

當然，我們可能真是有「大香港主義」的弊病，但香港的民主法治和廉潔，的確讓我們作為港人引而為榮的．我們亦希望香港和內地在民主法治廉潔上一起進步，而不是一起退步。

前陣子，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做「香港人民調」，我就特別憤怒。因為上課時，部分內地學生的言論，的確像郝部長那樣﹕你香港算是什麼？不過是中國其中一個城市？已經問中央拿了這麼多特權，還不滿足？香港人怎可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事實擺在眼前，香港回歸了就是中國一部分，香港人幹嗎可以不認自己是中國人？這種氣氛，在號稱自由開放的大學課堂，有時老師也感到勢孤力弱，拗不過學生。

專上教育收生政策需檢討

再加上，現在專上學府也走上「名店之路」，向內地學生大開修讀之門。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成行成市。內地同學付十數萬元來港，修讀一年就拿個碩士，留港找工作，7年就換身分證。整個流程，大學就像私家醫院，透過這種「教育產業」獲利。上課時候，老師若用廣東話授課，經常遇到投訴，指聽不明白廣東話，要求用英語或普通話教授．我總是覺得，自己有時像在廣東道賣名牌手袋，客人要求什麼，我們就賣什麼。

但我想強調，問題不是出在內地同學身上。理想的學習環境應該是有多元背景的同學一起上課。班房上，如果有香港同學、內地同學、海外同學，那才有真正的對話和辯論。現在付費的內地學生佔大多數，香港同學和香港老師都變成弱勢。再加上課室外的香港，也充斥各種打壓香港身分的論述，香港的專上教育決策者，你們應該認真檢討收生的政策了。

梁文道 - 在鐵路上開餐

【味覺現象】在日本坐火車旅行，其中一個樂趣是可以吃到美味的鐵路便當。別小看這些並非現做因而盛放在保溫器皿裏的食物，它們可都經過精心配製，雖經水氣持續蒸騰，但風味別具。而且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明石便當」，一個小陶甕裏裝着燉煮得軟熟耐嚼的鱆魚飯，光是外形就已經可愛了。講究點的，還可以在各個車站百貨公司裏搜尋名店豪華出品，帶進車廂格外炫目。

一邊看着窗外景色朝身後飛逝，一邊慢慢品嘗不止充飢還且適口的食物，這是在香港久違了的滋味。沒錯，在九廣鐵路香港段的仍未被「港鐵」吞併，在列車仍未完全電氣化的年代，我們也是可以在火車上吃東西的。甚至到了電氣化時代，我還記得有些村婦背着竹簍，一節節車廂叫賣可能是自家種的落花生。我又記得，最是懷念「舊時香港」，同時也最反對內地「蝗蟲」的陳雲，好像也記過一筆這難忘的風景。是誰消滅了這良佳淳風的庶民風俗？我想大概不是所謂的自由行「蝗蟲」吧。二十多年來，香港的地鐵和火車愈來愈乾淨，人人行規蹈矩、面容冷肅；但我依然見過不少人在車廂裏公然飲食。都不是大陸來的遊客，卻往往是一些膝上陳放着公事包的白領，他們姿態佝僂，十分疲憊，匆匆忙忙啃食一塊用塑膠袋袋好的麵包。如果是早上，我能想像他根本來不及吃早餐，急着出門以免誤了上班的時間；如果是傍晚，我能感到他耗盡了精力，在嘆一口氣的間縫裏療養腸胃。

我們不讓這些人在車廂裏飲食，不讓放學的孩子在車中零嘴，甚至一些病人喝水都要特別解釋，為的是甚麼？據說是為了乾淨。說到乾淨，世上恐怕還真沒有比香港更乾淨的鐵路了，乾淨到車站裏頭沒有廁所的地步。就和小販絕迹香港街頭一樣，聽說也是要使市容更加整潔。每次在香港辯論小販政策，我都會想起日本，因為日本的街上也有小販，甚至麵攤；但他們的環境難道要比香港髒亂嗎？同樣地，日本的火車也不見得比我們的港鐵更污穢吧？

不建廁所，不准飲食；說穿了，這不是衞生考慮，而是節省管理和清潔的成本，更是肆虐香港達數十年之久的「管理主義」幽魂。請注意，它不一定更善於管理，只是更能斬草除根地淨化一切而已，把整個鐵路系統淨化成一個不能吃喝拉撤的純粹交通空間，猶如將街道淨化成一個無法停留閒散的單純通路一樣。諷刺的是，在趕走了在車廂裏賣花生和缽仔糕的阿婆，以及九龍塘車站內那間滷水味飄香的小吃店以後，他們卻加進了永不休止的電子屏幕，把乘客全數賣給廣告商。東京的電車准許飲食，紐約的地鐵也准許飲食，香港不行。不止不行，我們這些被商家和「管理主義」綁架了的香港人，還要把這套禁令上升到文明的象徵，捍衞鐵路公司的利益變成了捍衞香港人的身份尊嚴。

Xanga - 兩個男人摸杯底的故事

對的，那是兩個男人摸杯底的故事。

他叫阿健，２９歲，月入１５０ｋ，１７８里米高，是一個有錢而帥氣的男士。

２０１０年４ 月２９日晚上９時１２分３２秒，我收到了一個電話。
［阿穎，出來喝杯酒吧！今天我生日．］

收到這個電話，我很突然，因為我們最近聯絡已經是數年前的事。

我們怎麼認識？

１０年前，他只是一個１９歲而身型略胖大學生，而我只有９歲。兩個相差接近一輪的男孩，竟然有說有笑。對的，他是我的補習老師，是一個唯一令我留心上課的補習老師，或許，我們的意念很相同。

２０分鐘車程，我來到了蘭桂坊，那是一個五光十色，歌舞昇平的色慾都市。走進酒吧，那個跟我年齡相約的女子跟我眼神交流一下，恍惚，我也被銷魂了。

［會考如何？］
［今天是你生日，別提掃興的事了。］
［你會考也是掃興嗎？喝些甚麼？今天我生日，我萬歲！］
［雖然今天是你生日要你請我喝酒不太好意思，不過不是說你請我也不會出來。］

奇怪的，這樣般的男子，竟然會獨自過生日。這是應該一堆女孩子送花送禮物，一堆男士不停灌他喝酒才對的，可是，我真的想多了。

有時候，兩個男人喝點酒，才會有說話出來的。他今天說的這個故事，令我甚是感受。

１０年前，他只是一個傻直的男孩子，或許這是男校的後遺症。

剛上大學，這是一個第一次從社交圈子可以認識到女生的地方，他當然很期待。每一個大學生的生活我相信也是十分精采，這也是他的信念。

對的，他確實看上了一個女孩子。啊！不應該用［看上］這個動詞，那是因為那時候他也是一個 ［NOBODY］，應該是說愛上了一個女孩子。可惜地，這個女孩子好高望遠，只是喜歡一些中產或是帥哥，對阿建一點兒興趣也感不上，縱使阿健努力表現自己，但不就是收到了一堆好人卡而已。

四年大學生活過去了，大家都各奔前程去。

這些年來，阿健都留意著這個女孩子，得知這個女孩子四年來換過二十五個男朋友。

［哇？二十五個男朋友？這不就是［男人公廁］？］

對的，我真的說了這句出來。

畢業後第五年，一次同學聚會上再次相遇。

二十八歲的阿健，已經月入十五萬，每月買賣股票可賺超過十萬，可動用產應該接近七百萬。除此之外，他已經不是一個身材胖胖的傻孩子，換來的已是一個英姿凜凜，左執［佬力士］，右執［保馬車匙］的鑽石王老五。對的，二十八歲的他確實未交女朋友。

阿健乍眼一看，面前這個手抽［辜池］袋的女孩子那麼熟口面。啊！！對了，就是［那個］看不起人的傢伙。雖然看上去還是五年前的那個，可是胭脂水粉卻掩飾不了愛玩的［代價］。

隨後交換電話，得知［那個女孩］現今遭逢大公司開刀，失業中。而且阿健還感覺到［那個女孩］還想吃回頭草，我一看他手機裡的信息，確實噴了口水出來。

［還記得那時候你追我的情境嗎？哈哈ｘｄ］
［你而加確實唔同左好多！！好令仔］
［問你個假設 性問題，你覺得你會對我呢種女仔還有興趣嗎？］
［屋企人成日吹我結婚，好麻煩。］
［你會唔會同我呢種女仔結婚呢你覺得？］

這樣的信息纏繞了阿健接近一年，或許，［那個女孩］真的開始想找個好碼頭，結婚算了。

對的，阿健開始時有點的心軟，因為他還確實還有些少喜歡這個女孩子，可是，他堅決不和她一起。全因為這樣的手機信息。

［阿健，不妨同你講，我想結婚了，我記得你喜歡我，現在都系，是嗎？］
［對的，我是喜歡你。不過那已經是五年前的你，並不是現在。你可以四年來換二十五個男朋友，說真的，你已經不是一個適合結婚的選擇。］

我放下了酒杯，說了一個［好！］字出來，這真的是大快人心。

一個女生被人二十五個男人玩弄過，站在女性角度，我相信都不喜歡自己男朋友有這樣的經驗。有甚麼理由自己玩夠了，就想拍個好碼頭結婚，這是對誰也不公平。

其實女生選老公，就像買一支長線的股票，看準時機入貨，可不一定穩賺，是乎自己的眼光和運氣，［那個女孩］就是走了一個［優資股］了。

阿健喝了一口酒，再吸了一口菸，那憂怨的白煙圍繞著這裡的紛圍，我知道阿健還是喜歡［那個女孩］，不過是五年前的那個，而不是現在，我相信也是阿健為何到現在也不肯找新一個的原因。

［喝吧！阿穎，這天是我的生日呢！］
［捨命陪君子！］

這是一個憂鬱的男子，也是一個認真的男子。

搖一搖酒杯，動一動心情，喝下了酒雖然是冰凍，可是卻不會令身體變暖。原來，阿健他喝著這杯酒已經不再是酒，只是一杯簡單的清水而已。

水，果然是越飲越寒......

吳志森 - 派錢？不派錢？ 都是個問題

(吳志森‧蘋果‧20120208)


曾經在專欄寫過，政府派錢等同派白粉，派過一次，市民就會上癮。文章一出，受到左右派同時攻擊，左派批評我侮辱市民，右派說我不懂經濟。一年過去，白粉上癮，證實被我不幸而言中。


曾俊華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自稱聽了政黨學者的勸告，不再人人派錢。真的沒有派錢了嗎？當然不是。雖不是人人有份，但也派得豪氣，大手筆一擲800億，大部份用來討好中產。曾俊華今年繼續派錢，但派得全面向中產傾斜，派得更不公平，派得惹起社會更大的怨氣。


去年，曾俊華在建制政黨脅迫下讓步派錢，政黨領袖面露勝利笑容，簇擁著灰頭土臉的曾財爺出來見記者，相信大家還記憶猶新。今年，財爺說決定不再人人派錢了，但去年派錢提高了市民的胃口，「明天會更好？今天過唔到！」，基層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追得上租金食物交通的通脹，無法改善自身的處境，只能期盼政府派錢以濟燃眉之急。今回派錢討好中產令建制政黨收貨，但基層的反彈比去年更勁，在民粹與選票的壓力下，保皇黨會否又再來一次醜陋轉身大迫供？財爺能否過得了這個政治關，還是未知之數。


回歸後，大幅錯計赤字與盈餘，成為了歷任財政司司長的特異功能，其中以曾俊華的能力最高，四年下來，共算錯2500多億。香港經濟外向，世界風雲變幻，由大赤字變大盈餘，不足為奇。問題是，香港的財政有巨大盈餘，有驕人儲備，是否只能做一毛不拔的守財奴，又或做「洗腳唔抹腳」亂派錢的二世祖，除此兩個極端，就別無選擇？派錢？，還是不派錢？都是個問題。


去年在政治壓力下，永久與非永久居民都派錢6000，共花了近400億公帑。除了人人笑逐顏開，自我感覺良好，刺激了一輪燒煙花式的消費外，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帶來甚麼正面效果？連主張派錢的經濟學家，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400億是個甚麼概念？只聞樓梯響的醫療融資，政府預留的都只是500億。瑪麗和廣華兩家醫院重建，費用是150億，但要大國手放下手頭的工作做大龍鳯，帶電視記者拍攝醫院到處溶溶爛爛的悽涼境況，才勉強迫出這個重建計劃，主管官員是否感到羞恥？還有，輸候院舍宿位的長者和殘疾人士，超過2萬人，每年等不及逝世的成百上千，每年財政預算案，都只是擠牙膏般增加幾百宿位。還有等上樓的劏房居民、渴望免費幼兒教育的媽媽、照顧不足的長期病患者….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對這些，看不到有任何有魄力的長遠規劃。


財政緊絀就要節省開支，只看眼前五寸，沒法有長遠打算。大幅盈餘，就一次派幾百億來討好市民博取掌聲，長遠規劃仍是無影無蹤。這是曾蔭權政府的最大特色。惡性循環，蹉跎歲月，應做的都沒有做，就這樣，七年光陰，白白浪費掉。

陶傑 - 學術累事

全香港反「蝗禍」，聲討自由行大陸人的粗野行為，但為時已晚，香港人業因早種，禍福自招。

除了高官，學院的一些「學者」，當初姑息縱容，要負很大責任─還記不記得，香港有許多「學者」說：大陸人的吐痰、打尖、隨街蹲踎，只是不同的「文化」？既然「文化多元」，香港人不該「歧視」，反而要「包容」？

這些十足的偽學者，在西方讀了一個學位，回來香港，誤導蒼生，這一科，叫「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系，在牛津劍橋是沒有的。英國一些以左派激進著名的學院，像倫敦大學的金匠學院（ Goldsmiths College），以文化研究系著稱。

為什麼傳統的大學沒有？因為一國的文化，是很深奧的事，往往要窮一生精力，方略得堂奧。例如，要透澈了解英國文化，必須精讀聖經、莎劇、羅馬帝國史，還要旁觸拉丁文、十八世紀思想史、維多利亞時代工業史、邱吉爾、英國貴族生活、工會運動；還要懂板球、騎術，一點點高爾夫，這一切，沒有三十年浸淫功夫，不可以說「文化」。

知一國文化，尚且如此，何況文化研究，讀的是西方與世界的文化比較，扯上中國三千年，還有阿拉伯世界，這就更大工程了：中西文化比較，誰有資格呢？博識如民國錢鍾書，一卷「管錐篇」，也只蜻蜓點水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文學」而已，離文化比較，還有很遠。

文化不是不可研究，而是要有非常博大紥實的學問基礎，遠瞻洞見的王者眼光，「文化研究系」開在十八九歲的年齡，缺乏根基，學一點皮毛，只有把這科，引向「種族平等」的社會學範疇。

西方的社會學，是人權平等的思想領土，所以：新畿內亞的食人族，是不同的「文化」，你不要歧視呀。非洲小女孩四五歲就要行割禮，勿可視之為野蠻呀。不要假設「我們」白人文明優越，「他們」非洲第三世界，殺人放火，種族清洗，有他們的歷史傳統呀。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文化研究，引證了此一真理。大陸遊客的喧譁、吐痰、打尖，好，行將自駕行了，鄰近地區的汽車，橫衝直撞，空氣污染，好極了，不也是「文化隔閡」嗎？

文化隔閡，是要「包容」的，香港的半桶水學者開了口，特區不學無術的高官附和，現在，香港的網民起來了，他們代表的是常識，不必學識，一起對「文化包容」這個偽學術詞彙，豎起了中指。

凱文 - 開放居屋二手市場予白表人士才是鼓勵居屋流轉最佳辦法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正在討論有關新居屋補地價的事宜，初步提出了五個方案，首個方案毋須為樓價差額支付利息，其餘四個中差額的計息有兩個採用浮動息率，另外兩個則採用固定息率。傳媒關注的多是新機制與現時居屋補地價機制的比較，而房委會委員則主要關注新機制的補價會否過高，繼而影響居屋流轉。而筆者一直倡議的廢除補地價機制並同時開放居屋二手市場予白表人士的建議，並未有在房委會考慮之列。這固然在筆者意料之內，但筆者按奈不住再一次在此批評房委會的保守思維。

居屋全名「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幫助市民擁有自置居所的政策。當一個居屋單位補了地價，放在私人市場發售，便已經完全失去了居屋本來的意義，而變成與私人住宅般可供牟利的商品。換句話說，整體居屋數量基本上是補（地價）一間便少一間。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對居屋需求殷切，但多年來已沒有一手供應，眾人只能透過二手市場吸納。可惜偏偏當局卻只願意開放二手市場予綠表人士，而白表人士卻只能望門輕嘆，即使有意購買二手居屋，也只能購買經過補地價後而與市價相若的單位。白表人士的財政能力不比綠表人士明顯優勝，當局卻只願資助他們購買一手居屋而不資助二手居屋，道理上絕對是說不過去。因此，筆者認為居屋二手市場不應容許透過流入私人市場，同時開放居屋二手市場予白表人士，讓所有合資格購買居屋的人士均可以購入二手居屋。

要改變現存居屋的補地價機制，有機會涉及現時業主的反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新居屋並沒有如此的包袱，理應可以使用全新的思維看待二手買賣事宜。然而房委會食古不化，思維侷限於如何設計合理的補地價機制，而從來沒有想過放棄整個機制。筆者估計很大可能是因為補地價是房委會一個龐大的收入來源，所以房委會自然不會輕易主動提出放棄。至於房委會關注「鼓勵居屋流轉」的範疇，認為以補地價方式讓居屋在自由市場放售，有利居屋流轉云云，筆者則認為是一派胡言。假如開放居屋二手市場予白表人士，對於放售者而言，雖然需要以低於市價的售價出售，但整體收入不會因此而大幅減少，因為他們同時節省了補地價的支出；反而對於購入者而言，低於市價的售價有相當的吸引力，自然更願意購入。換句話說，市場上的放售意欲未有減少，購入意欲反而更高，這不是更能推動居屋流轉嗎？更重要的是，二手居屋可以保證「流轉」到真正需要居屋的市民，有別於現時居屋補地價後失去了幫助有需要市民置業的意義，這不是更合情合理嗎？

居屋補地價制度能否廢除，筆者覺得仍可抱有一線希望，這就是下一任特首的取態。然而，筆者觀看過各個參選人的政綱，只有已放棄參選（而又不可能當選）的馮檢基提出過同類的建議，而在建制派中相對較為進取的梁振英亦只願意抽籤小量白表人士試行。至於暫時未發表正式政綱但當選機會最大的唐英年，筆者也相信以他較保守的作風，提出同類建議的機會似乎較為渺茫。

凱文 - 反對香港自駕遊的客觀理據

繼「雙非」（父母皆非香港人）子女引起的一連串爭議後，另一涉及中港文化衝突的爭議最近亦獲得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就是早前香港政府相當低調地與中國大陸簽訂「私家車自由行」協議，將於今年之內容許中國大陸的私家車到香港「自駕遊」。反對聲音很多時都以大陸人自身的質素作為反對理據，譬如他們惡劣的駕駛態度、變相成為他們偷渡「雙非」孕婦或走私水貨的渠道等等。筆者認為，即使撇除這類「對人不對事」的指責，單憑客觀的環境和技術因素，已經足以有力反對整個「香港自駕遊」計劃。

相信連小學生都知道，香港是一個地少人多、車多路窄的城市，而交通擠塞正是香港其中一個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香港政府於去年才提升汽車首次登記稅，可是過去一年來一手私家車的數量並未因此而下跌，換言之當局在控制路面車輛數目的策略基本上是失敗的。現在本地車輛的數量已經過多，當局反而有意啟用「香港自駕遊」計劃引入外地車輛，是否要「強化」香港交通擠塞的問題呢？以目前香港道路的客觀環境，絕不適宜推行任何「自駕遊」的計劃。

站在遊客的角度來看，他們亦根本完全沒有需要親自駕駛來遊覽香港。香港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相當發達，基本上已覆蓋所有值得旅客一遊的景點，而各種公共交通的服務質素相當良好，也大致顧及了外地遊客的需要。此外，遊客透過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親身體驗一下香港人的生活，例如有機會試用香港特色的電子貨幣「八達通」。這樣具深度的旅遊體驗是「自駕遊」完全無法提供的。

除了以上的主要原因，「香港自駕遊」還有大量技術上的問題。最明顯的問題就是中港兩地的駕駛習慣完全不同——香港是使用靠左行駛的右軚車，大陸卻是使用靠右行駛的左軚車，大陸司機駛到香港的道路，定必難以適應左右，更不要說他們還需要理解英式的交通標誌牌了。就算以上問題可以透過強制自駕遊司機必須通過額外的駕駛測試來解決，他們所駕的車輛本身也是一個重大問題，因為香港對車輛的規管遠較大陸嚴格，不僅是排出廢氣的標準，還包括車輛各裝置（例如輪胎、車頭燈等）的規格，相信不少大陸車輛都未必能完全符合香港的最低要求。再就算這個問題可以透過只容許符合香港要求的大陸車輛入境，仍需要面對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交通事故的善後事宜——外地車輛發生涉及傷亡意外後，如何處理其向死傷者賠償及刑事責任的問題呢？外地車輛沒有第三者保險（就算有都相信不會適用於香港），而且中港兩地的法律制度完全不同，當局可有妥善的處理方法？

從以上分析可見，即使抱著「對事不對人」的心態，仍然存在充份理據反對「香港自駕遊」。希望大家暫時抽離一下因為「雙非」問題而產生對大陸族群的不滿情緒，嘗試從中肯理性的角度來反對這一個不可行的政策。

沈旭暉：「反顏色革命」——解讀北京對港政策調整的國際關係框架

【明報專訊】「北京對港政策」是困難的研究題目，因為它會觸碰一些「敏感」概念，令西方學者不易接觸，也令內地學者難以描述，何况在個別情况下，這涉及比較政治、香港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互動，超出了本土研究的範疇。北京近年以不同方式加強了對香港的實質關注，一般歸因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令董建華「足患」退場，但對另一個更重要的誘發事件，香港輿論則不大明瞭，這就是茉莉花革命前的「顏色革命」。

港人不關心顏色革命這類國際議題自屬常態，但我們若不明白「反顏色革命」的理論框架，就難以解釋若干本土爭議為何會刺激北京、難以理解何以孔慶東教授在內地個別群組極受歡迎，也會忽視一些重要事情正在身旁發生，例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罕有地對美國駐港總領事正式警告，在外交界，那是大事。筆者從不贊成動輒以「反顏色革命」框架閱讀香港內政，對以此作文革式的上綱上線相當反感，但港人也是時候對這框架稍作了解，就像那些不認同布殊的美國自由派，也必須明白新保守主義的教義，才能知己知彼。

學界綜合「顏色革命」的十點特徵

究竟什麼是「顏色革命」，不同立場、學派有完全迥異的看法。但通過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以及哈薩克、烏茲別克、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俄羅斯的「流產顏色革命」（先把其他案例剔除），我們還是可以綜合一個模式，對此可參考劍橋大學David Lane教授2009年在《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發表的〈"Coloured Revolution"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或內地學者編著的《街頭政治與「顏色革命」》。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嘗試概括顏色革命促成政權更迭的特徵為十點：

（1）這些國家內部存在明顯矛盾，按關聯性量化研究，貧富差異愈大，愈易爆發衝突；

（2）顏色革命並非草根左翼革命，領袖都是社會精英，一般更是前政府高層，Lane稱為「革命政變」；

（3）顏色革命發生前，非政府組織（NGO）發展蓬勃，它們認同普世價值，個別接受西方基金會支持，以聯繫社會不同階層為目標；

（4）認同普世價值的媒體，成了反對派在革命前累積軟實力的關鍵；

（5）互聯網及新興媒體，能把個別事件推演為全國焦點；

（6）民主選舉是革命爆發的導火線，因為每逢選舉，均難免有不同程度的爭議，當這些國家的執政黨失去權威，爭議就容易被反對派動員；

（7）選舉被確認為不公，須經過選舉觀察員，或西方國家直接核實；

（8）民眾相信選舉不公，一般與民調結果和實質結果出現明顯落差有關（烏克蘭為典型）；

（9）群眾運動口號有直接民主、「大民主」等元素，作為推翻政府的理論基礎；

（10）革命強調非暴力，國家機器以擾亂秩序為由鎮壓，會立刻失去道德高地。

「由外到內再到外」：北京對顏色革命的回應

以上模式觸動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經，自此北京開始了連串以「反顏色革命」為目標的舉措，「不行西方模式」、「維穩」等成了指導思想，社科院更推出《顏色革命的警告》紀錄片，作為高級官員和公安的教材。就此筆者的台灣同僚、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陳至潔的論文〈中國對顏色革命做出的反應：積極進行的調式性威權主義〉有詳細介紹，內裏也提及香港，值得一讀。

港人自然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一類指控難以接受，但對北京一些朋友而言，香港作為西方和中國角力的前緣陣地「鐵證如山」，當顏色革命出現，就以香港為假想對象。這不是說北京純粹為了香港而緊張，而是有關部門擔心若香港也不能防，內地民主化更要小心，再碰上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就成為驚弓之鳥。加上某種原因，對香港有實地了解、略懂國際局勢、也能向有關渠道提意見的人，大都習慣以「寧可信其有」的指導思想捕風捉影，致令一些本土爭議，容易被北京研判為「有出現顏色革命的可能」、「必須扼殺於萌芽狀態」。必須說明的是，這絕非北京閱讀香港的唯一框架，但因為「小心點總是好的」，北京對港政策還是出現了相應調整。筆者詳細閱讀了愛國媒體近年的所有相關評論，發現顏色革命的上述特徵不但被認為已逐一出現，甚至還已「被回應」了：

「顏色革命」在香港：「被出現」與「被回應」

（1）顏色革命爆發在有深層次矛盾的社會，而香港的堅尼系數居於發達經濟體最前列，加上有了七一遊行的人數圖騰，成了「反顏色革命」框架被應用在香港的起點；

（2）顏色革命領袖為與外國友好的前朝精英，而一些港英高層成了被指有外國聯繫的反對派領袖，若干人物在論證外國聯繫時必然出場，特別是被指屬於英國相關部門的霍德；《維基解密》則意外成了愛國評論員最愛援引的權威，因為它「揭露」了美國要「重點保護」的香港政客和學者名單；

（3）顏色革命的理念由NGO弘揚，香港公民社會發達，接受國際基金會捐款的NGO不少，只要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及其白手套（例如NDI）捐款，則會自動被懷疑為「革命團體」；

（4）顏色革命以普世價值為理念，經親西方媒體傳播，香港近年則要推廣國民教育，負責官員明言「沒有普世價值這回事」；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報業大亨捐款門」曝光，則成了相關媒體與西方配合的證據；

（5）顏色革命有互聯網的功勞，烏茲別克等的反制經驗是高壓，俄羅斯的經驗則是以國家資源反動員；香港難以管制互聯網，但親北京陣營近年在互聯網的表現大大進步，帶民粹傾向的動員能力愈來愈強；

（6）顏色革命以選舉爭議發酵，去年區議會選舉的種票爭議，則是北京眼中的相應警號，因為北京把種票定性為不影響結果的個別事件，批評這也能主導輿論才屬上綱上線；

（7）顏色革命前的選舉不公得到國際社會核實；現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擔任美國駐吉爾吉斯大使時發生了「鬱金香革命」，當時他自然評論過當地選舉；去年他就香港區選、特首選舉等發表評論，「故態復萌」，遂被外交部警告；

（8）顏色革命前的選舉被民眾認為不公，因為有民調的落差，而香港的「大規模參與式民調」（例如「五區公投」，或鍾庭耀擬在特首選舉前一天進行的手機民調）被認為可能製造期望落差危機，因此要盡力減低其公信力和參與度；

（9）顏色革命繞過選舉機制、被「大民主」合理化，而香港提倡直接民主的學者（例如成名），成了愛國評論員筆下的眾矢之的（不支持五區公投的蔡子強被點名是唯一違反這框架的枝節，筆者相信他會在其他議題得到愛國媒體肯定，以免信息混淆）；

（10）非暴力是顏色革命獲道德高地的途徑，為免香港案件重演，「香港出現暴力政治」成了親建制媒體的定調，以備非常時期以非常手段處理「暴力」，能得輿論支持。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抽空而言，筆者不認為「反顏色革命」的框架毫無道理，因為中亞、東歐一些革命，確有可議之處；國家應捍衛利益這原則，亦無人反對。但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這個國際都會，「需要」時，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瓜田李下，假如這框架被無限上綱濫用，足以「所向無敵」，結果只會無故製造敵人，對國家利益帶來反效果。正因如此，我們了解這框架是需要的，起碼能明白誤會如何出現，讓雙方盡力避免其產生。否則讓文革的作風和語言壟斷相關話語權，對京港，都是雙輸。

畢明：蝗蟲與狗

候選人在電視上被問：「你是否支持死刑？如被謀殺的是你妻子，答案還會否一樣？」答：「我會親手殺死那雜種，然後接受法律的制裁。」擲地聲奪人的答案，出自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口，電視上公開展示人性的缺弊同時相信法治的堅持。

「因為社會應該比個人優秀。」《選戰風雲》中的佐治古尼說。在爭議的課題前敢爭議敢言，現實中未必有這樣的候選人去刺激思維，盡量辯明難辯燙手的社會矛盾。現實祇有豬和狼。還有蝗蟲與狗。

什麼人會說人是狗？什麼人說人是蟲？什麼人在什麼言論之前有什麼反應、反思、行動？太過激動流於歧視偏激當然不對，過度理性和諧冷靜又似不近人情，各打五十的文章大可不必，但值得思考的更是為什麼會有某些言論。

缺德，喧嘩，炫富，不守秩序，污糟邋遢，冇禮貌，不衞生，不文明的大陸人你討不討厭？我憎，超憎！但我憎的是前面的一堆行為，統稱冇品，冇品的中英美德意法日俄國人我八國聯憎，不是國籍問題，是沒教養的問題。教養是比知識和財富更難培植、收割和保有的，是以北大的教授可以吠影狗噏，億萬富豪幾多品格惡臭。「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素有教養的人，在難事逆境和怒事之中，一樣容易品格醜陋，考驗是真正的照妖鏡。但我們都不是聖人，你的親人被殺了誰還剩多少襟度涵養。


有人問我對於「反蝗反雙非」挑機廣告的看法，實無法同意它的煽動性前設：這不是挑機廣告，是自衞。挑機廣告，如美國的競爭式廣告（ competitive advertising）當然講功力風度，但這不是，是自衞廣告。是一批香港人眼見社會資源繃緊得無法應付，大家連安居樂業都受到威脅，政府又一味龜縮坐視不理，大家唯有不平則鳴。自衞時，很難四方八面都照顧周到。飛機上有緊急事故，都請大家先替自己戴好氧氣罩，才去照顧其他人。為什麼香港人對普遍大陸人反感？是經驗所得，集體經驗造成集體印象，誰都吃過大陸人的粗野，媒體亦聳動兼奇觀式廣報「大陸式劣行」，「缺德喧嘩炫富不守秩序污糟邋遢不文明」等不是標籤是共冶一爐的經驗。當香港孕婦的權益被剝削無道，銅鑼灣街上大戲院小食店絕跡大家祇能食錶，誰看見「反蝗廣告」不會大快人心吐口烏氣！是人性。

但社會應意識到「反蝗」的危險，個人可以一時感情用事，社會需要比個人理性，明辯出一個公論，對解決不了問題的歧視族群仇緒說不。美國人對黑人歷史上的歧視見證美國教養的落後和進化。不做道德塔利班，也別做教養 3K黨。小心理直氣壯的暴力把港人推向另一種不文明的野蠻。黃崑巖的《談教養》提到白修德在《歷史的探尋》寫及「中國人對中國人的殘忍，有比外國人對中國人還殘忍的一面」。林語堂認為教育的目標，在於發展智識上的鑒別力和良好的行為。國民教育夠不夠好不好，養不養出蝗蟲，是國家的問題政府的不力。

哲學家黑格爾：「公共輿論中有一切種類的錯誤與真理」。常人討厭不文明，但「當心你的思想，因它們會變成文字；當心你的文字，因它們會變成行動；當心你的行動，因它們會變成習慣；當心你的習慣，因它們會變成你的性格；當心你的性格，它會變你的命運。 What we think we become」。

朱凱迪、陳劍青 - 來吧，不要什麼都應承——反對「跨境自駕遊」運動芻議

【明報專訊】刻下的香港，令人聯想起颱風季節時的華南天氣圖——一個颱風正在頭上猛吹，老遠又見另一個低氣壓在南海形成並逐漸增強。

在雙非火爆爭議未息，香港人被范徐麗泰及胡漢清的「其實已經釋法論」搞得糊裏糊塗，自由行「不文明真人騷」天天新款廣泛流傳之際，facebook這個新世紀「輿論工廠」又在醞釀新一波「本土風暴」。

打開自駕遊的潘朵拉盒子

新一波暗湧由「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發起的「多過十萬港人強烈反對自駕遊下月摧毁香港」頁面，已累積了接近三萬五千個用戶支持。「自駕遊」計劃所引伸的空氣污染、道路安全、法規配套，在特區政府諮詢次數等於零的黑箱作業下，就算是過十萬人的群組亦難以承載這些市民的真實反抗情緒。除了一種針對個人最終極有可能引向如西藏或新疆等族群撕裂及鎮壓收場的運動進路，在風起雲湧的二○一二年，所有關心本土問題的朋友，都埋首想像着一種進步本土反抗運動的可能樣式。

由於黑箱的融合政策安排，市民竟然至今仍未具體了解下月就會推出的自駕遊計劃。所謂「自駕遊計劃」，是指在目前的「中港車」以外，增加中港兩地汽車互通的數量。二○一○年四月七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第五章第二條提出「研究逐步擴大過境汽車指標，並以深圳灣口岸為試點，在充分論證基礎上，探索一次性臨時過境私家車安排」。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港粵兩政府「確定於二○一二年三月推出第一階段的計劃，讓五座位或以下的香港私家車車主可以申請一次性特別配額從香港駕駛私家車進入廣東省」。據媒體報道，第二階段計劃暫將放行內地私家車進港，初期上限為每日五百架，逗留期不多於七日，即每日最多有三千五百架內地車在港「自由駕」。而一些推動粵港一體化的中港旅遊公司，亦報道「第二階段廣東省私家車南下赴港自駕遊亦將實施，料引發內地居民赴港自駕遊購物消費熱潮，帶旺本港零售業」，內地方面似乎亦已經蓄勢待發。

本地傳媒中，只有親中報章對「自駕遊」計劃有較詳細的報道，二○一一年九月四日《文匯報》在「中央挺港新政之三地融合」的頁面報道指出，「港人北上消費玩樂日漸普遍，二○一○年4,880萬人次到內地旅遊，其中廣東省就已高佔93.5%；另一方面，內地人南下，從觀光旅遊到購物血拼，也趨向恆常」，自駕遊計劃將進一步推動自由行，「屆時，內地每日有500輛車赴港消費，首先會給化妝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業帶來充足的購買力。隨着內地汽車的普及，自駕遊更是成為內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誘因，極大推動了兩地旅遊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建議，倘若試行效果順暢，當可考慮將配額數量擴大，並把自駕遊範圍擴闊。」就像個人遊自由行的範圍不斷擴大，自駕遊計劃如果不受到質疑，實行區域勢必不斷擴大，數量愈來愈多。

中港跨境政策一直是本地政治團體和社會運動鞭長莫及的「潘朵拉盒子」，整套操作完全排斥市民（其實是兩地人民）的參與，甚至是立法會的介入。由議題設定、研究、制訂政策，市民全不知情，無從過問，每次都是見到曾蔭權或唐英年或林瑞麟與國內官員排排企簽約，市民才透過愈來愈麻木的主流記者得悉，「阿爺又畀着數啦／中央又挺港啦」。二○○九年中，港深政府簽署關於推進前海港深現代服務業合作的意向書（意向書），事後時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林瑞麟竟然拒絕公開意向書全文（還有另外多份中港政府的協議），更向立法會議員表示，由於和深圳政府簽約「不牽涉立法會額外撥款或立法，因此，政府毋須向立法會提案」，令市民無足夠資訊監察高官有否「出賣港人」。

有掉頭的路嗎？

而自駕遊只是數十項具體措施中其中一項。林瑞麟說﹕「香港與內地各區域的合作，一直以來都是建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政府在推動各個合作項目時，均是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我們先不追問特區政府當時憑什麼標準界定了「香港的利益」，更切身的問題是，如今市民對自由行措施已累積了接近爆煲的負面情緒，再來一個汽車自由行，香港社會承受得了嗎？我們可不可以退出？有退出的方法嗎？

有報道引述不明的消息來源指，現時自駕遊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讓港人自駕北上，嘗點甜頭，然後再逐步放內地車南下，每次都在玩紅蘿蔔利誘政治。當港人北上了，我們還有掉頭的路嗎？

可以退出嗎？可以不這樣玩嗎？這是香港人放在心中很多年的問題。由中英談判到簽署聯合聲明、基本法草擬及頒布、臨時立法會成立、廢除兩個市政局、人大多次釋法、內地入境人口／單程證審批權、CEPA、各種各樣大型基建、到擴大自駕遊，遊戲規則從最大到最小都由人家替我們說了算。我們每次都是看人家在簽我們的條約，我們從來沒有一次屬於香港人的、可以引以自豪的「簽約儀式」。香港這個不斷「被簽約」的命運共同體要自主，第一步是要離開、違背、拒絕、撕毁綑綁，自訂我們的條約、協議和遊戲規則，反高鐵和五區公投是近年最接近目標的嘗試。然而這些運動都未竟全功，本土運動陷入了迷惑與失語。

原來不是「大白象」

兩年前的反高鐵運動雖未能成功阻止興建，卻讓市民首次覺醒到虛耗公帑的大型基建規劃是可以亦應該受質疑的。當時，我們發現大部分大型跨境基建的使用人數遠低於預期的，例如深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等等，當時全城都琅琅上口，稱之為「大白象」。

但是反觀當局的交通規劃，才真正發現無所謂大白象一語。政府希望更多架次在我城流動，更多道路只代表更多發展和更多車輛，去年曾俊華加汽車稅頓成虛招。就算不加入新的「自駕遊」車輛，香港的私家車增長已經遠高於同期的人口及道路增長，私家車數目由一九九八年31.8萬輛增至二○一一年43.3萬輛，增幅超過36%。

因此，港珠澳大橋與深圳灣等千億口岸都不是大白象，按現時香港或中港交通規劃的進路，需求是可製造出來的，只是過程中不會向市民透過任何催谷車流的計劃。加進「自駕遊」，就算多建十條港珠澳大橋也永遠不能滿足，儘管港珠澳大橋與深圳灣口岸已預留近十萬架次的跨境車輛容量，等待這個永不滿足的「珠三角一小時交通圈」來突破車流大關。基建（其實是豪建）不是大白象，我們卻更應反對這種破壞城市生活的霸道交通規劃。我們已經被迫失去了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用來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及另一條連接路。再想想紅隧，香港人已經受夠了塞車之苦。

認清自己的本土政治主張

在「自駕遊」政策裏，充滿「我爸是李剛」的富二代有強權無公理派、左右軚之矛盾、街道從此再不安全的懷疑與恐懼，是可以理解的。除了恐懼一些可能出現的危險外，不也是因為我們認為這項政策違背了我們對美好城市的願景方向嗎？如果有這回事，我們就要追問，那個我們覺得的好是什麼？我們的城市已經達到了這個願景嗎？還是不單止未達到，並且與這個眼前的恐懼一脈相承？若只將焦點放在他人身上，只會令我們愈來愈搞不清自己是誰，搞不清我們這個本土的改革方向，搞不清我們有什麼共同的未來。這恰恰是我們依然欠奉的本土政治主張。

先撇除國內和香港的道路系統不協調的問題，「自駕遊」的核心就是引入更多（而且逐步增多的）外地車輛。我們覺得這不好，是因為這本身就違反了我們的進步城市願景——減少消費、低碳環保、清新空氣、不盲目追求基建發展、以集體運輸或單車取代私家車、控制汽車數目及用量、減少塞車。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這種認為發展是硬道理、高耗能、高浪費、崇尚開私家車的想法已不合時宜，香港不應該這樣下去，深圳、廣州、珠三角都不應這樣下去，但粵港政府仍然視之為「進步發展觀」，大力推行最不合乎環保的跨境交通基建，填海、破壞農地，豪宅化無日無之。

有本土環保團體多年來提倡「落實以生活質素為本的規劃，取代現時以交通主導的模式，支持電子道路收費，建設及綠化行人道路系統」；有本土地區團體反對在中上環舊城區興建有大量車位的超高豪宅，為狹窄的街道引來更多汽車，導致舊城區的環境不斷惡化；有本土單車團體近年多次舉行大規模單車遊行，要求當局以實際政策鼓勵以單車代步，要求與汽車得到平等待遇。這些以香港本位提倡進步實踐的團體，同樣是貨真價實的本土派，是進步本土運動的動力。如何令他們願意出來，在進步本土運動中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參與這場從未有香港人成功過的「改變跨境政策‧重奪主導權」抗爭，是當前要務。在全城恐慌之際，所有珍惜本土各個領域的民間團體及朋友也應站出來，提出香港應該要成為什麼，我們的政策要或不要有什麼。

期待有內涵與持續的本土運動

那麼進步本土就有多一條線——自駕遊要反對，但反對的理由主要不是恐懼，而是這個政策違反了市民對香港的進步本土願景。我們可以爭論何謂進步，但不可以沒有。香港充滿着由殖民地而來、由北京政府承繼並「發揚光大」的政制結構，無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有時候多得根本無法想像可以怎樣前行。因此，我們更加要珍惜凝聚進步本土願景的機會，將「自駕遊」這個新危機化為推動本土社會改革的動力。以這樣的姿態挑戰經濟殖民、由上而下的強權規劃與港官簽訂條款出賣港人等問題，才會令有本土運動有內涵、具體、持續與實在。

請加入我們，共同期望進步本土的抗爭實踐能夠再次出現，將風暴變成一場又一場有累積的社會運動。

文 朱凱迪（土地正義聯盟成員）、陳劍青（反自駕遊發起人之一）

華爾街日報 - 誰在開發Facebook的營銷策略？

《華爾街日報》－Facebook首席運營長桑伯格(Sheryl Sandberg)憑這家社交網絡公司的業務管理者，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負責證明Facebook的營銷策略的確有別於其他互聯網公司的，則是她的一個副手──營銷副總裁費舍爾(David Fischer)。

Facebook週三提交的上市文件表明，廣告業務是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在Facebook提交給監管機構的文件中，首席執行長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提醒股東，他不會以用戶為代價換取利益最大化。

一方面扎克伯格對明顯的廣告行為感到厭煩，一方面要從Facebook高達8.45億的龐大用戶群中獲得利潤，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平衡是費舍爾必須應付的棘手任務。這就迫使這位高管必須想出一些辦法，創造出能夠吸引用戶的廣告產品。

現年39歲、曾在谷歌(Google Inc.)擔任高管職務的費舍爾2010年加入Facebook。他說，從進入Facebook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扎克伯格不會容忍彈出式廣告或是佔據Facebook主頁整個屏幕的營銷宣傳手段。

費舍爾去年10月份接受採訪時說，Facebook提供的是讓人與人建立聯繫的機會，這是一種新的、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機會。

以這樣的理念為基礎，費舍爾開發出了一種廣告模式，這是一種讓廣告商通過在線用戶的「口碑」獲利的營銷模式。2011年1月，費舍爾和他的團隊推出了「受讚助的內容」的廣告模式。廣告商向Facebook付費之後就可以突出顯示實時狀態更新或者是用戶對朋友發送「讚」的動態。

在過去的一年中，「受讚助的內容」一直出現在屏幕的一側，跟展示廣告差不多。但是從本月開始，「受讚助的內容」將會被轉移到Facebook的動態匯總 (News Feed)裡，動態匯總是Facebook的主頁面，8.45億用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此，是廣告商垂涎的寶地。有史以來第一次廣告商可以通過付費的方式讓自己的消息出現在動態匯總里，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商家能夠用錢來擴大影響力。

數字市場營銷機構360i總裁霍夫施泰特（Sarah Hofstetter）說：「受讚助的內容」極大地改變了Facebook讓商家花錢做廣告的能力。

她說，Facebook變聰明瞭，它說如果我們能夠給品牌一個從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機會，那麼你就能把自己的內容提升到置頂的位置；這是一個極好的賺錢方法。

費舍是桑伯格的手下，他是馬薩諸塞州人。上世紀90年代末，兩人曾共過事，當時桑伯格在薩默斯(Larry Summers)領導的財政部中擔任幕僚長，費舍任副幕僚長。2002年，他追隨桑伯格加入了谷歌，負責該公司的全球在線銷售渠道。

2010年，費舍與扎克伯格見了面，他與這位年輕的首席執行長在自己位於加州帕洛阿爾托市(Palo Alto)的家中談了近三個小時。費舍回憶說，扎克伯格對當時仍在谷歌工作的費舍說，他不想參與Facebook廣告業務的日常事務。

費舍回憶說，但扎克伯格說，他知道自己想讓Facebook上的廣告「與眾不同」。

當時，Facebook的廣告業務仍處於起步階段。直到2009年，Facebook上的大部分廣告還只是簡單的展示廣告。這是一類用戶可以點擊的橫幅廣告。

2010 年費舍加入Facebook後，馬上專注於「受讚助的內容」的構想上。費舍說，普通Facebook用戶每人有130位好友，按照四度分隔理論，可以在 100萬互不相識的人中間建立聯繫。這樣的數據讓他相信，如果Facebook能夠想辦法利用「社交支持」，那麼就像發起了一場「口碑運動」，有望同時抵達數百萬人。他說，由於口碑宣傳來自一位好友，理論上講，這樣的宣傳會比電視廣告等更受重視。

使用「受讚助的內容」的廣告客戶包括奢侈品零售商博柏利(Burberry)和冰淇淋品牌Ben & Jerry's。Facebook尚未公佈「受讚助的內容」的財務信息，在提交給監管機構的文件中說該業務是「試驗性的、尚未得到實踐證明」。據申請文件 說，去年Facebook 37億美元的總收入中有85%來自在線廣告。

費舍承認Facebook的廣告形式仍在不斷改進中。他說，我們認為，各行業都將圍繞著人進行重新構建。

撰稿：華爾街日報SHAYNDI RAICE

小奧私陸 - (不)仇恨的一下一步

先來一齣《放學ICU》短劇：

小康就讀學校裡成績較好的一班，老師安排了鄰班幾名學生入來，不時於課室內喧嘩與飲食，還霸佔了儲物櫃，小康他們向老師投訴，老師卻充耳不聞。

然後還要小康他們多說多寫，那些不是一直他們使用的母語。

直到一天小康終於忍不住跟插班生吵架了，並怒罵對方為異形外星人。

這時候班長走過來指責小康不夠包容，更不該說出這些歧視人的話，大家還是同學呢。

小康心裡叫屈，更加氣了。而這時候，作為同班同學的你，又會怎樣做呢？

–

這時候我們該怎樣做呢？與小康一起再跟「插班生」對罵？和議班長並叫大家相互忍讓？

還是開班會，叫撒手不管的老師回來主持大局呢？

繼續仇恨下去不難，畢竟事出並非無緣無故，但再下一步又該怎樣走？只談策略，形勢會比別人強嗎？

找到一千人走出來在街上唱蝗，或讓雜誌借題發揮以抗蝗為封面，消一消氣後又如何呢？產房依舊人滿。

恐怕的是仇恨繼續下去，會變得無緣無故，是誰在等待臨界點？衝突爆發之後又會有怎樣的局面。

只談形勢，會有更好的策略嗎？

而不要再仇恨下去也可以說得容易，嗌得響亮，事關針拮不肉不知痛之餘，也在慷他人之慨。

為了逃避歧視他人之嫌，包容終會變成包庇嗎？

而香港的人與資源又真的有這種包容的條件嗎？

自己當上天使的同時，別人就成為魔鬼了麼？

究竟我們是不是已別無選擇？下一步該怎樣的走？

解鈴人還需繫鈴人，我們全都知道。然後呢？

–

這時候，作為同班同學的，有人說不如轉校好了，或是找家長出頭，要求與老師對話。

但忘了告訴大家，這所學校其實是一間孤兒院，而院長正在睡覺。

陶傑 - 值得同情

香港網民抗議，為何內地遊客買奶粉，出示一本中國護照，可以享有優惠？

　　這種爭議，屬於一地雞毛的發作，難道也需要平機會出來評一評，觸犯了哪一條歧視條例？遊客買東西有優惠，有甚麼好大驚小怪？香港人去歐洲購物，不也享有退稅的優惠？

　　歐盟自己有銷售稅，但是換一個角度，住在歐洲，比別人多交稅，也天公地道，歐洲遍地，大多環境優美，風光絕勝，人文修養高尚，這一切，別人花錢也買不到。

　　譬如全世界女人湧去巴黎購物，但法國人不會抗議她們得了退稅的便宜，因為生為巴黎女人，她知道，已經等同中了彩票。她一生下來，就比其他女人更懂得美學。她結婚的時候，不必再訂機票飛巴黎，可以隨便找一個小教堂，而不必站在電車站或者購物中心門口拍婚紗照。

　　其他女人即使腰纏萬貫，Chanel、LV、Hermès如何開天價，她們眉頭也不皺一下就全部掃下，又有何妨？她們買完東西就要走了，回到自己的國家，到處是塵埃毒霧，食物不安全，喝的水又污染，還有她們的男人，剃小平頭，一身汗臭，牙有煙屎，腰間都是肥膏，只把女人當作戰利品，從來不懂得談情，不幸一生只知購物發泄，而無法享受愛情的女人，是值得同情的。

　　獨是中國遊客買奶粉享有優惠，當然不是歧視香港本地人，因為所有其他國籍的遊客，都不會專門去買奶粉的，對不對？

李辰安 - 星星月亮太陽

最近理髮等足個多小時，於是罕有機會飽覽坊間差不多所有的同期八卦雜誌，並引出心中存在已久的一個不是很有趣現象——女明星的男朋友是暗星。

　　話說八卦雜誌除了不遺餘力捧星之外，更加大手筆的發掘三、四綫的矚目人物，八卦雜誌一概將之標籤為「暗星」、「二打六」，用以襯托他們身邊接近的天子驕子，如某某名不見經傳的特約演員與某某一綫姐仔拍拖。老實講，在這一行幸運者只佔極少數，為甚麼向人家派「暗星」的帽子，難道這是照顧大眾讀者口味的需求嗎？再問一句，何以不太走紅的女明星，跟城中富二代或一綫男主角拖手仔，大多數就可憑此緋聞飛上枝頭，而不是被嘲諷？這是男女不平等，我更質疑八卦雜誌刻意不鼓勵男性進入演藝圈。

　　事實上，這個圈子是星星、月亮、太陽並存，彼此都會借助對方的光生輝，又互相閃亮亮的點綴，若不是如此，這個圈怎麼會如此迷人浪漫？可是左一句「暗星」、右一句「二打六」，除了帶有編者主觀的價值判斷，亦是焚琴煮鶴之作。一個女明星不可以跟小小男明星拍拖，是八卦雜誌的專橫文化表現。

　　話得說回來，今時今日的叫座男明星，其實是跑過一條很長的暗星的馬拉松之旅，如果沒有足夠的自信和EQ，早已銷聲匿迹，然而，畢竟這也是少數中的少數。

　　我開始明白，演藝圈是一個女權天下，這個奇特的圈子裏有着驚人的誘惑力，愈是外形條件好的男性愈易受誘惑，當你走進去，可夠你一輩子的磨練。

辛翠時 - 神鬼天知地知

自二○○三年何志平局長以一介基督徒，代表政府出席傳統活動，年初二車公正誕在車公廟求籤，求得下籤：「掛帆順水上揚州，半途頗耐浪打頭，實力撐持難寸進，落橈下𢃇水難流。」解曰凡事不吉，適逢是年發生沙士瘟疫，本已疲弱的經濟更大受摧殘，樓價、股價創新低，失業者眾。果真是凡事不吉，於是二○○四年的年初二何局長不再求籤了，改由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這位傳統鄉紳上陣，幾年來求籤效應，有靈驗的，有不知所云的，可說不過不失。

　　去年求得籤文「威人威威不是威」，辛翠時便認為一語中的，不是麼？香港人素來威風慣了，幾十年來與中國內地人比併，總自覺「高人一等」，取笑內地人是「阿燦」、「表妹」，但二○○四年中央救港，開放自由行之後，本港零售總額已有四成為內地人的消費，產科醫生在二○○三年幾乎是望天打卦，收入不足，今天卻是月入百萬元以至數百萬元，成醫生中的天之驕子，甚為威風。但在二○一一年，港人在內地客面前，毫無威風，早前有D&G事件，農曆年前有孔慶東罵港人是狗事件，港人威風掃地，「威人威威不是威」了！可幸下一句是：「只當着力有箴規」，只要香港人自強守法治、守規矩、不作奸犯科，還是可以有威風的。

　　今年年初二，劉皇發求得中籤：「何為邪鬼何為神，神鬼如何兩不分，但管信邪修正處，何愁天地不知聞。」解曰凡事皆吉。為甚麼神鬼不分，竟然還是凡事皆吉。要看在末句：「何愁天地不知聞」，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奸神邪鬼可以騙人一時，卻騙不了上天法眼，終會身敗名裂，一如歷史上對漢代王莽的評價，一生作偽，終為邪鬼。

黎凱欣 - 粵港自駕遊 如計時炸彈

「仇內」情緒籠罩我城，中港互相攻訐，快要把群眾撕裂。為無日無之的謾罵心痛而失語，自覺舉手寫Blog千斤重，互聯網在前也無言以對。直至看見即將於3月落實粵港自駕遊，每天容許最多500輛內地汽車來港的新聞，我再也無法忍受政府漠視現實以及兩地制度衝突，為公眾利益埋下計時炸彈，火山終於爆發。

我反對短期落實粵港自駕遊，與內地人或內地化無關，純粹循法規、原則和公眾利益出發－－這邊廂為了環保以及日益嚴重的交通擠塞，你香港政府聲言要減少汽車流量；轉過頭罔顧運輸系統超出負荷，日日引入500輛汽車來港，棄守原則，這不是自打嘴巴還是甚麼？

還有，兩地交通法規相異，一個右軚一個左軚。簡單至香港跟英國，十字路口紅燈要停，汽車不可右轉，中國制度十字路口紅燈卻可右轉。所以行人在內地過馬路，就算亮出行人綠燈，也會有車從路口冒出來，那是合法的。如果內地司機將紅燈也可右轉這套，一個不小心搬來香港，肯定出車禍。

因為中港交通規則不同，目前香港司機要在內地駕車，需先考取內地車牌，並向內地相關部門登記文件、購買汽車保險等，交通意外按內地法則處理。政府未公布一次性自駕遊詳情，只提及批出一次性跨境車牌。可是若摒棄上述考牌程序，容許駕駛左軚不熟香港交通規則的內地司機，毋須考取香港牌照便可來港，那麼這個安排實在太粗疏，對公眾亦太危險。

同理，對於香港自駕往內地，卻沒考取內地牌照的司機亦然。發生以下情況，應該怎麼辦？

1) 內地自駕遊汽車，在香港與香港汽車發生輕微交通意外，內地汽車擦花了香港汽車。內地自駕遊汽車應該怎樣賠償給香港司機？保險怎麼辦？香港司機怎樣追數？警方又應怎樣處理意外責任？

2) 內地自駕遊汽車在港發生意外，造成途人傷亡。內地司機是否受香港法律約束，予以扣留問話？上庭與賠償又怎麼辦？如果肇事內地司機回內地後拒絕回港出庭，那又怎麼辦?

3)更嚴重者，內地自駕遊汽車撞死人後，立即逃回內地。這應該怎樣處理？香港可以引渡肇事者回港嗎？死者家屬又如何追究、索償？

上述處境，把內地和香港掉轉，香港自駕遊司機一樣要面對同樣問題。自駕遊首階段由香港司機往內地試行，相關問題香港不容忽視。

如果沒處理好法制安排和細節，也別說內地孕婦會否藉自駕遊公然闖關，就將粵港自駕遊匆匆上馬，那等於引火自焚。這些人命關天的措施，政府可不可以正正經經，先就法制安排向市民諮詢？

文雋 - 罵人秘訣

孔慶東罵《南方人物周刊》記者，連「媽」三句，被稱為「三媽的事件」，這三個媽是這樣說的——「去你媽的！」「滾你媽的！」和「草你媽的」！其中最粗鄙當然是第三句，香港人都知道「草泥馬」是甚麼意思，這句「草你媽的」，已屬於直接問候人家娘親了！孔慶東堂堂北大教授，為甚麼要罵人？為甚麼敢有失身分地罵人？據他自己解釋，是對那些抹黑他的媒體深惡痛絕！但在往後發生有關他辱罵香港人和台灣選舉的言論，我們倒覺得媒體把他列作被監察分子，一點沒錯！

在網絡上發現了一個叫《罵人秘訣》的微博，他教大家罵人不帶髒字，十分有趣，絕對高手。那條微博是這樣的：「人賤一輩子，豬賤一刀子，你活着浪費空氣，死了浪費土地，在家浪費RMB，中國那麼多兵器你不學，偏學劍，上劍不學學下劍，下劍招式那麼多，你學醉劍，鐵劍你不學，去學銀劍！終於，你練成了武林絕學，醉銀劍！最後達到人劍合一的境界——劍人！」對我們用廣東話作為日常語言的必須解釋一下，劍與「賤」同音，所以「醉劍」是「最賤」。「銀劍」是「淫賤」，「醉銀劍」當然就是「最淫賤」了！

忽然想起周星馳一部電影，不是《鹿鼎記》就是《九品芝麻官》，他與青樓八婆阮瓊丹對罵，粗口連篇，不過電影沒有表現出他們說的是甚麼髒話內容，只用卡通的星星、月亮來代替，甚有喜劇效果！對於無禮的孔教授，我們唯有送他一套「醉銀劍」的劍譜，反正他是金庸專家，他懂的！